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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与写作

守夜人格雷戈里·克鲁森

格雷戈里·克鲁森(Gregory Crewdson)的作品十分“耐看”。无论是长久地凝视单幅,还是将其作为序列去欣赏,我们都能从中察觉到一件事实——这些影像看起来是如此细密、丰赡,以至于我们的目光总忍不住在其中久久徘徊;与此同时,要概括出这幅作品的主题是“什么”、要向别人传达面对克鲁森作品的感受,却往往又无比困难。于是,就只剩下了“继续去看”这条路。

GREGORY CREWDSON, Untitled (Sunday Roast) 2003-2008, Digital pigment print, image size 57 x 88 in. © Gregory Crewdson
GREGORY CREWDSON, Untitled (Sunday Roast) 2003-2008, Digital pigment print, image size 57 x 88 in. © Gregory Crewdson

先从《玫瑰之下》(Beneath the Roses,2003–2008)这组标志着克鲁森创作方法臻于成熟的集子里选取一张稍作端详。这张刻画晚餐场景的作品里,首先引人注目的,就是戏剧性的光线所带来的聚焦效果——一男一女坐在铺着黄色桌布的餐桌前。宽大门洞两侧的深蓝绿色壁纸和暗色家具,形成了画框的嵌套结构。桌上有什么?盘子、烤肉、沙拉、餐具、口布、酒杯,食物摆得很整齐,丝毫看不出被动过的迹象。女人身着红色外套和蓝色的衬衫,眼神空洞,看向某个不定之处;男人侧身坐着,目光也并不投往女人,甚至也很难说在看食物——他的目光似乎越过了画面的边界。而在这一主场景背后,又有一个门洞。稍加思索,我们会发现:那里是厨房。从中,可以看到绿色墙壁、黄色窗帘与百叶窗外的冷蓝暮色。奇怪的是,由于光照的强烈对比,这种物理意义上的深度,被压缩成了一个平面,仿佛女人背后并非一个空间,而是墙上的另一幅巨大的挂画一般。原本,物理的深度意味着可接近性(画面背后真的“有”这个空间),而一旦它们被压缩成了油画般的表面,这种可接近性反而消失了——我们都知道画布表面相对于其再现的三维世界而言不过是一种幻觉。

这张作品呈现的是“什么”?一切已经就绪,但尚未有任何事情开始;一切已经结束,却无人起身收拾残局。这顿饭是刚上桌的,还是已经放冷了?两人是处在争吵之后,还是一场漫长沉默的中段?画面给人的感觉始终停驻在一种低烈度的紧张与焦虑感中——他们没有冲突迹象,但显然也不温馨;其中没有恐怖甚至死亡的元素,因而也就没有威胁。

GREGORY CREWDSON, Untitled (Ophelia), 2001, Digital chromogenic print, image size 48 x 60 in. © Gregory Crewdson
GREGORY CREWDSON, Untitled (Ophelia), 2001, Digital chromogenic print, image size 48 x 60 in. © Gregory Crewdson

再看《暮光》(Twilight,1998–2002)系列里的名作《无题(奥菲莉亚)》(Untitled (Ophelia),2001)。一个穿白色睡衣的女人仰面漂浮在被水淹没的起居室里。水面平静如黑镜。这本应是惊骇的场景,却透露出安详的静止。她偏偏睁着眼,而我们不知道她在看什么,也无法确定她是否“醒着”。画面是在“事件”发生之前还是之后?同样寻不到答案。但关于自杀、溺水、洪水或梦境的想象已经被灵活地唤醒,注意力在此不居停于任何一种确定的事物,却仍被某种力量引导着自由活动。[1]

这两幅作品共有的特征也贯穿了克鲁森的几乎全部创作:其中的光线,一望即知并非自然光,却又不如“舞台光”那样服务于某个具体的对象;它弥漫、渗透,却又不均匀。观众可以看清很多东西,但尚未有任何确定之物被灯光“标记”出来成为主宰画面的唯一意义。电影式摄影、怪怖(uncanny)、孤独、疏离……这些常见的界定都触及了克鲁森作品的某些真实面向,但面对这些影像时,我们的感受似乎仍有一层尚未被它们照亮的东西。

如何解释这种感受?克鲁森本人或许早就为我们提供过一条路径。他的父亲是一位精神分析师,早年的诊室设在布鲁克林的那个褐砂石住宅的地下室里(“地下室”同样是克鲁森作品中反复出现的题材母题)。克鲁森曾言:“我会把耳朵贴在他诊室上方的地板上,试图想象有什么事正在发生,在脑海中构造一幅关于楼下情景的画面。”[2]并且,克鲁森不止一次地提起过:“他在客厅地板下方做的事是禁忌而神秘的。为什么这些陌生人要来到房子的地下室门口?无论如何,我被这种事物表面之下存在秘密的观念塑造了。”[3]从最表面的意义上而言,克鲁森做的事情,就是“偷听”。这便是我想用以界定克鲁森作品的第一个关键词。

偷听是一种怎样的感受?一个孩子趴在地板上,将耳朵贴到木板缝间,听那些窸窸窣窣的声响。他的身体静止,却处于一种极度紧张的自我压制之中:不能乱动,因为乱动就会发出声响,遮盖掉地板之下那些细微的声响。地板的响动、远处的交通噪音、楼下模糊的人声,甚至自己的心跳,接连起伏。他听到的比平时多得多,但理解到的却比平时少得多:那些人声有起伏、节奏,也许能从中分辨出某种类似哭泣的质感,但永远不能确定那就“是”哭泣。于是,偷听者不得不启用想象力。这种想象被来自地板之下的模糊声响所诱导,每个声响碎片在激发想象的同时又限制它。偷听者感知得到有重要的事情在发生,只是其具体内容永远无法向他敞开。门外偷听没有终点,不似看戏或阅读,后者终有结局。偷听者在等待一种永不会来临的清晰性,而催动偷听的动力恰恰来自于这种对清晰性的寻求。

偷听者永远不会有窥视者的那种满足。窥视者看到了对象便感知充实,未看到便陷于挫败。但趴在地板上的孩子,永远无法确认自己听到的究竟“是”什么,他的感知永远无法充实。克鲁森的影像因此没有那种让人“突然明白”的时刻。这是一个不存在谜底的秘密,他将观者永远留在了诊室的门外。克鲁森自己说过:“如果我确切地知道故事是什么,我就不需要拍照了。”[4]他和观众一样试图听清那种声响。因此其整个创作行为就是反复地将耳朵贴到地板上,动用他能调用的一切手段,来让那个声音清晰一些、再清晰一些。宏大的“电影式摄影”调度,不过是这种努力的必然产物而已,只是那层地板也从未因此变得透明。

GREGORY CREWDSON, The Cobra, 2018–2019, Digital pigment print, image size 50 x 88 7/8 in. © Gregory Crewdson
GREGORY CREWDSON, The Cobra, 2018–2019, Digital pigment print, image size 50 x 88 7/8 in. © Gregory Crewdson

然而,偷听毕竟预设了地板下面确实有事在发生,只是听不清罢了。只是在克鲁森此后的作品中,这一预设本身也开始慢慢动摇。譬如,在《眼镜蛇》(The Cobra,2018–2019)里,那种激活“偷听”冲动的东西几乎全都隐身了。若不仔细看,都很难注意到在集装箱和树丛间还有两个很小的人形。天空是阴沉的灰白色,光线仍然维持着总体的可见性,但其戏剧性显而易见地变弱了。这里还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对象”吗?而在《玛德琳美容沙龙》(Madeline's Beauty Salon,2021–2022)里,连色彩都减缩成了黑白,玻璃简简单单地隔开了我们与屋内的两个女人,直截了当地告诉了我们偷听的不可能。

GREGORY CREWDSON, Madeline’s Beauty Salon, 2021–2022, Digital pigment print, image size 34.5 x 46 in. © Gregory Crewdson
GREGORY CREWDSON, Madeline’s Beauty Salon, 2021–2022, Digital pigment print, image size 34.5 x 46 in. © Gregory Crewdson

转换就发生在这里:“偷听”的经验里有一种内在趋势,即那种紧张的、用力的姿态,而这种姿态不可能无限维持。偷听者总有一瞬会意识到:自己永远不可能确实地抓取到对象。于是,那种紧张,就会从使我们联想到凶杀、恐怖、悬疑的,具有锐度的感受,转化为一种更为弥漫也更反戏剧性的在场。偷听的结构仍然还在——就像《玛德琳美容沙龙》里的橱窗仍是一个字面意义上的偷听装置一样——但其本身的可感性已经变得愈来愈持重。

GREGORY CREWDSON, Father and Son, 2013, Digital pigment print, image size 37 1/2 x 50 in. © Gregory Crewdson
GREGORY CREWDSON, Father and Son, 2013, Digital pigment print, image size 37 1/2 x 50 in. © Gregory Crewdson

偷听者既已放弃了对清晰性的寻求,却并未从地板上起身离开;他的注意力仍在持续运转,只是不再试图从中辨认出什么了。于是,此时留下来的,接近于纯粹的“在场”本身,即一种不再执着于对象,却也从未松懈的持续的注意。这种感受,已经接近于一种“守夜”(vigil)。“守夜”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在他人入睡时,保持清醒、甚至保持注意,却无法干预。守夜者不能替病人承受痛苦,正如《父与子》(Father and Son,2013)里的儿子只能看似漠然地坐在那里一样。这幅作品里,一个男人半裸着躺在床上,绿色的毛毯盖住下半身,一只手无力地垂在床沿。台上的镜子里映出一个男孩的侧影。男孩不在画面的直接空间里,他只以反射的方式存在,坐在床和墙壁的夹缝里,而恰好画面中的墙壁遮挡住了我们直接看到他的视线。两个人谁都没有看彼此。这幅作品的天光是灰白的、均匀的。这个男孩的姿态已经不是偷听者的姿态:他并非在试图听清什么,他只是在那里守着。他既无法进入父亲的世界,也并不试图进入,但他没有离开。守夜者唯一能做的就是守候。在场本身构成了全部的行动。

克鲁森所钟情的黄昏“暮光”(Twilight),以及“傍晚时分”(Eveningside),正是标志着守夜开始的时刻:天将暗未暗,夜色尚未笼罩四野。这将是一场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而“守夜”的属性注定我们无法就在其中沉沉睡去。面对克鲁森的作品,观众不仅是偷听者;在终于放弃了听清某个事物的执念之时,他们就变成了守夜人。守夜人必须时刻保持警觉,因为他在“守护”。这种感受接近于某种特定的失眠——半夜醒转,四下阒静,却不知自己为何醒着。冰箱嗡鸣、空调作响,这些平素作为生活背景的白噪音,此刻也尤为清晰。但这种清晰,并不使我更理解为何我仍然醒着一事。法国哲学家伊曼纽尔·列维纳斯(Emmanuel Lévinas)对这种感受有过一种极为精准的命名:“没有什么可守候的东西,也没有任何守夜的理由,但我们仍然在守候着。”[5]若存在一个确定的对象,守夜就变成了等待——等电话,等一个人醒来,等境况好转,甚至等待“戈多”。但守夜者并未等待任何具体的东西。唯一能将他带往终点的,是无法自控的时间、是万丈黎明的到来。但黎明与他的守夜行为根本无关,黎明也不关心世上正有人苦苦守夜一事,正如即使无人守夜,黎明仍旧会如期到来那样。守夜的持续性建立在其无对象性之上。

GREGORY CREWDSON, The Basement, 2014, Digital pigment print, image size 37 1/2 x 50 in. © Gregory Crewdson
GREGORY CREWDSON, The Basement, 2014, Digital pigment print, image size 37 1/2 x 50 in. © Gregory Crewdson

守夜的体验必然是不愉快的,因为这就意味着一种控制权的脱出:守夜人感到的是一种“压迫”(仍用列维纳斯的话来说),这种压迫,来自于“我在场”这件事本身。恰好“守夜”使我能感受到平时不为我知觉的这一事实。看看《地下室》(The Basement,2014)里的那两个人就知道了:我们无需揣测他们真的处于什么痛苦或者忧惧中,他们只是坐在或躺在那里,醒着,似乎一切只会永远继续下去,而不会产生什么戏剧性的转折。

顾名思义,守夜人总在“守护”些什么。这也就是说,守护意味着一种近乎伦理性的承诺:尽管我无能为力,但我仍旧在交付我的注意力。克鲁森的影像在呈现那些表面恐怖的题材时也有这种品质:它们不是消费性的,而要求观众持续的、耐心的注视。

很奇怪的是,克鲁森的作品通常不提供给你一个“应该继续看下去”的理由,因为其中没有悬念要被解答,你也知道我们不会找到一个确定的“这里发生了什么”的答案;它们也很难说是“吸引”人的,因为被吸引就意味着被作品卷入进去。然而,面对他的作品,我们又很难简单地选择挪开目光不去看,因为这些画面制造了一种条件,使得“不去看”比简单地“注视”要花费更大力气。其画面中的阒静,似乎具备某种黏性,不停地为目光的转移制造阻力。这种阻力的实质就是伦理性的,也是我认为克鲁森作品的关键所在:它类似于在病床前守护一个昏迷的人——他已失去知觉,无法感知到我们的存在;我们的守护对他的病情也没有任何影响和帮助,但我们就是觉得,此刻站起来、径直走掉是不对的。面对一个无法理解也无法改变的处境,我们仍继续注视着它。并非因为注视能带来什么,而是因为“转移目光”这个动作本身会让人感到一种(有时巨大的)摩擦。我们向其投注注意力,已是在这幅影像面前唯一能做的事。克鲁森的作品在观众身上激起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关系。

画面中的人物不需要知道观众的存在[6],但观众面对这样的处境,当下就意识到了自己在场的必要性,尽管画面中的人对此毫不在意。在一次对谈中,克鲁森提到了“心理瘫痪”(psychological paralysis)一词,用以回应对方所说的那种“深沉的等待感”[7]。克鲁森对这一心理分析术语的使用仅仅是描述性的(甚至是温柔的)而非诊断性的。他的影像或许也在做这样的事情:为那些处于“心理瘫痪”中的人守夜,并把观众也带到了这同一个位置上。守夜的全部伦理性,就在于确认了理解与改变的不可能性之后,仍然坚持自身的在场,仍然面对着对方,并动用自己全部的感知向对象保持敞开。克鲁森的作品之所以不止于对孤独或疏离的美学展示,也不止于在观众那里制造一些审美愉悦感,或许恰恰在于,它们在观众身上激活了对这种伦理的体验。

注释

[1] 严格地说,想象力不被确定概念所终止、却仍在某种方向感的引导下自由活动,这在康德那里是一切鉴赏判断的普遍结构,即想象力与知性的自由和谐。参见[德]伊曼努埃尔·康德著《判断力批判》(注释本),李秋零译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一部分第一卷第 5~9 节,尤其第 9 节。此处想说的不是克鲁森作品独有这种结构,而是这种结构在他的作品中获得了一种特殊的可感性:那些叙事碎片(未动过的食物、不可确认的视线方向、无法判断是“之前”还是“之后”的时间状态)使得想象力的自由活动不是在形式愉悦中进行的,而始终裹挟着一层焦虑的质感。用康德在《判断力批判》“导言”第四节中的术语说,这里的判断活动更接近反思性的(reflektierend)而非规定性的(bestimmend):它从已给定的特殊出发寻找一般,为注意力指引方向,却不提供一个可以将画面意义确定下来的概念。

[2] Crewdson, Gregory. “Gregory Crewdson.” Interview by Bradford Morrow. BOMB, 1 Oct. 1997, https://bombmagazine.org/articles/1997/10/01/gregory-crewdson/. Accessed 28 Aug. 2026.

[3] Sooke, Alastair. “Gregory Crewdson: What Dark Secrets Does This Picture Hold?” The Telegraph, 19 Apr. 2008, https://www.telegraph.co.uk/journalists/alastair-sooke/3672716/Gregory-Crewdson-what-dark-secrets-does-this-picture-hold.html. Accessed 28 Aug. 2026.

[4] Crewdson, Gregory. “Interview: Gregory Crewdson, Mystery in Everyday Life.” Interview by Marc Erwin Babej. Popular Photography, 13 Mar. 2014, https://www.popphoto.com/american-photo/interview-gregory-crewdson-mystery-everyday-life/. Accessed 28 Aug. 2026.

[5] [法]埃马纽埃尔·列维纳斯著《从存在到存在者》,吴蕙仪译,王恒校,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年,第 77 页。

[6] 这在迈克尔·弗雷德(Michael Fried)的框架中接近于“专注性”(absorption)的品质。参见[美]迈克尔·弗雷德著《专注性与剧场性:狄德罗时代的绘画与观众》,张晓剑译,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9 年;Fried, Michael. Why Photography Matters as Art as Never Before. Yale UP, 2008.

[7] Crewdson, Gregory. “Gregory Crewdson: An Eclipse of Moths.” Interview by Cate Blanchett. Gagosian Quarterly, 17 Sept. 2020, https://gagosian.com/quarterly/2020/09/17/interview-gregory-crewdson-cate-blanchett-eclipse-moths/. Accessed 28 Aug.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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