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与档案

身体与档案

The Body and the Archive

本文初版曾于 1982 年 10 月 2 日在渥太华加拿大国家美术馆（National Gallery of Canada, Ottawa）、1986 年 2 月 13 日在纽约学院艺术协会年会（College Art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 New York）上发表。1986 年夏，在华盛顿特区国家美术馆视觉艺术高级研究中心高级访问学者（Visiting Senior Fellowship at the Center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the Visual Arts, The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Washington, D.C.）的协助下完成了此文。

…… 必须建立一个全面的交换体系，从而让某种通用货币得以生长出来：这些由太阳为伟大的自然银行镌版的钞票，或者说这些承诺以实物兑付的期票。

—— 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1859）

一方面，我们更接近善与美；另一方面，罪与苦被压缩进更狭小的范围内；我们也不必那么惧怕那些有力扰乱社会结构的身体或道德上的畸变了。

—— 阿道夫·凯特勒（Adolphe Quetelet, 1842）

I

摄影实践范围之广、数量之大，充分印证了摄影在资产阶级文化中的矛盾身份。甚至，在达盖尔银版法尚未普及之前，人们便已注意到这一新媒介蕴含的威胁与前景。例如，1839 年 8 月，法国政府公开了达盖尔法之后，伦敦流传起一首歌谣，其开头一节如是唱道：

达盖尔先生啊！你肯定不知

你留下的印象（impressions），连一半你也未曾察觉

就能使泰晤士河如火般燃起，

而国家美术馆也将坍塌。

起初，摄影就已让高雅文化的壁垒摇摇欲坠。若我们考虑到，国家美术馆自 1824 年立馆以来，其藏品就与日俱增，而 1838 年才搬到特拉法加广场上那座新的古典大楼中的话，这首歌谣的戏谑之意就更为显明了。我之所以强调这点，乃因这首歌谣并没有将摄影与某种凝滞的传统文化相对立，相反，它反倒利用了这样一种可能性：文化机构本已在扩张，而技术还可能跑得比它更快。在这种情况下，摄影不是现代性的先兆，因为世界已经在现代化了；毋宁说，摄影是脱缰的现代性本身。但危险并不止于影像数量的激增。这也是一个为时过早的幻想，幻想大众文化的胜利，是一种回荡着政治隐忧的幻想。摄影承诺强化对自然的驾驭，但它也以大火与无政府状态相威胁，威胁要如纵火般把既有的文化秩序夷为平地。

然而，这首歌谣的第三节却预言了一种新的社会秩序：

新《警察法令》将记录下每个

在其管辖权内的事实

每个乞丐与小偷都将以最鲜明的形象浮现，

为虚构染上色彩（give a color）^[1]

同样，诗句的最后一行又添一层诙谐：借助“染上色彩”这一比喻的含混，它既可暗示对谎言的精心渲染，也可暗示对谎言的揭穿；此外，它还利用了新媒介只能呈现单色的局限，以及“色彩”（color）与“枷”（collar）之间近似的谐音，构成双关。但是这种丝绒般柔和的机锋，却围绕着一个当时正在建造的铁笼。尽管当时还没有任何“警察法令”将摄影纳入其中，英国政府却已在 19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展开一系列调查与立法，以推动警务和刑事程序的专业化与标准化。其中最重要的是 1823 年的《监狱法》（Gaols Act），以及 1829 年和 1839 年的《大都会警察法》（Metropolitan Police Acts）。（这些现代化努力的主要推动者罗伯特·皮尔爵士 [Sir Robert Peel]，恰好是十七世纪荷兰绘画的大藏家，亦是国家美术馆的理事。）不过，与这首歌的寓意最为贴合的，是 1839 年法案中的一项条款：可将流浪汉、无家可归者及其他“姓名与住址[可能]无法确定”的违法者进行羁押。^[2]

直到 19 世纪 60 年代，用于记录囚犯的摄影仍不多见。然而，早在 1840 年代，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这种新型司法摄影实在论（juridical photographic realism）的潜力；其背景，正是当局系统管控都市中日益壮大的“危险阶级”——也就是长期失业的底层无产者（sub-proletariat）——的尝试。^①这位匿名的词人所表达的情绪，在新摄影文化的上层殿堂中也有呼应。

想想摄影史上的肇始之作，亨利·福克斯·塔尔博特（Henry Fox Talbot）的《自然之笔》（The Pencil of Nature）。塔尔博特是一位英国绅士，也是位业余科学家；他的盐纸法与达盖尔的银版法^②几乎同时现世。塔尔博特出版了一本包罗万象的书，不仅首次配上了摄影插图，同时也是一本内容广泛、先知先觉的关于摄影前景的沉思录。这些沉思以简评的形式，呈列在书中的每幅卡罗法照片旁。塔尔博特的美学抱负显而易见：在一幅质朴的图像中，扫帚倚靠在一扇（寓言式地）敞开的门旁，他宣称其中“有荷兰画派的影子，因为它将熟悉的日常场景用作了表现主题。”^[3]但是，在他为另一幅异常精美的卡罗法照片所作的说明中，却出现了一种全然不同的自然主义秩序。这幅照片描绘了几个摆放着“瓷器物件”的架子。塔尔博特揣测，“假设之后有盗贼窃走了这些珍宝，若在法庭上出示这份无声的图像证词来指控他，那这肯定会成为一类新颖的证据。”^[4]塔尔博特主张了一种新的法律层面的真相（legalistic truth），一种以指示性清单（indexical）而非文本清单确立的真相。虽然这种在正面排列物品的方式在科学或科技插图中已有先例，但此处提出的主张却是绘画或描述性清单所无法实现的。只有照片才能获得作为产权视觉文献的法律地位。尽管卡罗法照片对光线并不敏感，并且除了那些最有意愿且最耐心的模特外也无法记录下任何人，但在静物画这个具有产权意识的变体中，其证据承诺（evidentiary promise）仍可得到探究。

塔尔博特和那首戏仿达盖尔的歌谣作者，都意识到了摄影中新出现的工具性（instrumental）潜能：一种使人哑口无言的沉默。面对这种“无声证词”（mute testimony），罪犯和贫民变化多端的口头“文本”不得不向其屈服。摄影不仅会把这些言辞“记录”下来，在转录的同时削弱其可信度，也会揭开那些站在法律对立面之人的伪装、托辞、借口和多重履历（multiple biographies）。在 19 世纪余下的岁月里，一场角力反复上演：一边是法律影像被假定的指称单义性，另一边是罪犯言辞的多样与它被推定的欺诈性。在这场斗争中，一种新的客体——罪犯身体——被定义了，由此，一个更为广泛的“社会身体”（social body）被发明了出来。

因此，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双重系统：一个既能发挥尊崇（honorifical）作用，又能发挥压迫（repressive）功能的表征系统。这种双重运作在摄影肖像的运作中显现得淋漓尽致。一方面，肖像摄影扩展、加速并普及了一种传统功能，同时又将之贬抑。这一功能的早期现代形态可以追溯到 17 世纪：为资产阶级的“自我”提供仪式性的展示。摄影颠覆了肖像画固有的特权，但由于社会关系并未经历更大范围的均等化，这些特权又得以在新的基础上被重建。也就是说，摄影可以在新的审美趣味（taste）等级体系中被置于一个恰当的位置。因此，尊崇惯例得以向下扩散。^[5]与此同时，摄影肖像也开始发挥一种作用，而这是任何绘画肖像画都无法以同样细致与严谨的方式做到的。此作用并非来自任何尊崇肖像传统，而是来自医学与解剖学插图的律令。因此，摄影开始确立并划定他者（other）的领域：它一面界定概括性的外貌（generalized look）^③，也就是类型学（typology），一面界定越轨与社会病态的偶然个案（contingent instance）。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提出过一个相当重要的观点：如果把 19 世纪初新兴的身体管控科学（regulatory sciences）描述成一种纯然消极、只具压迫性的权力，那就错了。正相反，社会权力是凭借对身体积极的治疗性或改造性疏导来运作的。^[6]尽管如此，我们仍需要理解那些工具实在论（instrumental realism）的模式，它们实际上是按照非常明确的威慑或压迫逻辑运作的。这些模式构成了社会工具实在论的下限或“零度”（zero degree）。刑事辨认照片（criminal identification photographs）^④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它们完全就是为了便于抓捕（arrest）其指称对象设计的。^[7]我将在本文第二部分论证，这种实在论的语义细化（semantic refinement）与理性化正是界定和管控罪犯过程的核心。

但首先，在肖像实践的尊崇与压迫这两极之间，我们可以勾勒出哪些普遍联系？资产阶级秩序依靠对私有财产关系的系统捍卫，而“自我”的法律基础又在于产权模式，即所谓“占有性个人主义”（possessive individualism）。由此看来，每一幅体面的肖像，在警方档案里都有一个潜伏着的、把人客体化的反面。换言之，一种隐蔽的霍布斯式逻辑将“国家美术馆”与“警察法令”的领域联结在了一起。^[8]

在 19 世纪中叶，将文化领域与社会管控领域联系在一起的条件，是极其功利主义的。^[9]早期许多摄影的支持者，开启了一场边沁式的大合唱，强调这种媒介有望实现对快乐（pleasure）与规训（discipline）的社会计量（social calculus）。这是一种在大众范围内提供小剂量幸福的机器，并有助于实现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的著名目标：“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10]因此，摄影肖像兼具改善社会与压迫社会的工具作用，因而尤其受到人们欢迎。1859 年，简·威尔士·卡莱尔（Jane Welsh Carlyle）表达了她具有代表性的期望，将物美价廉的肖像摄影描述为一种社会缓冲剂：

摄影术的发明者有福了。我认为其地位比氯仿的发明者还要高！在我所处的时代，没有什么其他新生事物，能比它为受苦受难的可怜人带来更多如此实在的愉悦…… —— 借由这种艺术，即使是穷人，也能拥有远在他方的亲人尚算像样的肖像。^[11]

在美国，肖像摄影师马库斯·奥勒留·洛特（Marcus Aurelius Root）提出了与此相近、范围却更广的功利主义主张。他阐明了快乐与规训之间的联系，并明确支持图像的道德经济（moral economy）。与卡莱尔一样，他也强调了摄影对工人阶级家庭生活的有益影响。摄影不仅是工人阶级文化启蒙的手段，而且家庭照片还维系着移民国家的情感纽带。洛特认为，这种“原初的家庭亲情”具有社会凝聚功能，他阐明了 19 世纪的家庭主义（familialism），它将继续存在，并成为美国大众文化的核心意识形态特征。此外，伟人的肖像广为传播，道德模范形象的展示接连不断，日常经验因此也要时常向之看齐。洛特对体面与秩序的关注使他对警方采用摄影一事大加赞赏。他认为，被定罪的罪犯“其面孔与整体特征已为如此之多的人所熟悉，对那些心明眼亮的警探而言更是如此，因此他们难以轻易重操旧业。”^[12]这里的“如此之多”意义重大，因为它隐晦地将更多公民征募进了侦查的警戒工作中去。就这样，洛特的功利主义形成了逻辑闭环。他从廉价的审美满足与道德教诲开始，最终以摄影形式扩展了那台堪称典范的功利主义社会机器——全景敞视监狱（the Panopticon）。^[13]

尽管传统的自由主义摄影史叙述常认为，摄影继承了资产阶级肖像画的尊崇功能，并将之“民主化”了，但事实上并非如此。警务摄影也并不仅仅具备压迫功能，但若有人声称警务照片的直接功能在某种程度上比消极的工具性功能更具有意识形态性或者更加积极，那也未免太过愚蠢。不过，摄影以一种更为普遍、更为分散的方式，通过在日常生活中引入了全景敞视监狱原则，将尊崇与压迫功能合而为一。每张肖像都在社会与道德等级体系中暗暗占据了一席之地。情感个体化的私人时刻，即注视爱人那凝固目光的时刻，被另外两种更公共的目光笼罩着：一种向上，望向“胜于己者”；一种向下，俯视“不如己者”。尤其是在美国，摄影可以在这种纵向阶序上维持一种想象中的流动性，从而激起人们的志向与恐惧，并从阶级视角询唤（interpellating）出典型的“小资产阶级”主体。

因此，我们可以说这是种一般化的、包容广阔的档案（archive），一种涵盖了整全社会领域，同时也将个体置于其中的影子档案（shadow archive）。^[14]这个总档案还包含若干次一级的、辖域化的（territorialized）档案。它们在语义上彼此依存，但这种依存关系通常被各自所记录社会群体内部的“一致性”（coherence）与群体之间的“互斥性”（mutual exclusivity）所遮蔽。这个一般性的、包罗万象的总档案必然既包含了英雄、领袖、道德模范、名人的可见身体痕迹，也包含了穷人、病人、疯子、罪犯、有色人种、女性以及所有其他被视为不配得者的人。19 世纪中叶时，一种单一的诠释学范式获得了广泛声望，这清楚地表明了这一身体图像档案本质上的整一性（unity）。此范式有两个紧密交织的分支，即面相学（physiognomy）和颅相学（phrenology）。二者都认为身体外表，尤其是面部和头部，是内在人格（character）^⑤的外化符号。

相应地，约翰·卡斯帕尔·拉瓦特（Johann Caspar Lavater）在 18 世纪 70 年代末复兴了面相学，并在一定程度上使之系统化了。在他看来，一门严格的面相学科学可以破译“写在人脸上的自然原初语言”。^[15]面相学通过分析，分离出头部轮廓与头面部的各种解剖特征，为每一元素（前额、眼睛、耳朵、鼻子、下巴等）赋予了人格结构学（characterological）意义。对个体人格的判断，便来自这些解读之间的松散的串联。无论是在分析还是综合阶段，该阐释过程都要求遵循类型去读解独特的个体特征。颅相学则成形于维也纳医生弗朗茨·约瑟夫·加尔（Franz Josef Gall）在 19 世纪最初十年的研究。他试图找出头骨形态与大脑特定区域的心智官能（mental faculty）之间的对应关系。这是现代神经学绘制局部脑功能图之种种尝试的一个粗糙前身。

总体而言，面相学，更具体而言是颅相学，将日常的、非专业的经验主义与一种日益权威化的尝试联系在一起，这种尝试试图将对心灵的研究医学化。构建一门唯物主义的自我科学的艰苦努力，带来了对大脑的解剖研究（包括著名颅相学家的大脑）以及对颅骨的大量收集工作。这一努力最终带来了一种对颅骨容积的测量学问，即颅骨测量学（craniometry）。不过，善于观察的读者只要读过众多颅相学指南和手册中的任何一本，大体上就能掌握其阐释密码。盖尔曾如此描述颅相学的草根起源：

我在家中召集了许多人，他们都来自最底层，从事各种职业，如马车夫、搬运工等。我获取他们的信任，并通过给他们钱、分给他们葡萄酒和啤酒来诱导他们畅所欲言。当我发现他们态度良好时，我就敦促他们告诉我他们所知的一切，包括他们的优缺点，我还仔细检查了他们的头颅。这就是颅骨测量图的由来。它受到了公众的热烈欢迎，甚至连艺术家们也接受了它，将之制成各种面具，分发给公众。^[16]

这些做法对文艺现实主义，以及 19 世纪中期的一般城市文化所产生的广泛影响是众所周知的。^[17]如果我们不能认识到 19 世纪 40 年代和 50 年代的通用面相学范式所享有的崇高声望及其流行程度，那我们对摄影肖像文化的理解就只能是含混的。尤其是在美国，摄影术的普及与颅相学的普及在很大程度上并行。

由于面相学与颅相学乃比较性的、分类学的学科，因此它们试图涵括整个的人类多样性。在这方面，这些学科在构建其声称要阐释的档案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几乎每本指南都按照一套“道德、智力和动物性”连续统的松散组合，罗列出了一大批个案与类型。因此，天才、美德及力量的领域，仅仅通过与白痴、恶习及弱点的关联而被勾画出来。^[18]这些领域之间的界限划分十分模糊，因此，例如，我们就可以有“道德白痴”这样的说法。一般而言，在这种前进化论的差异体系中，较低层的区段会逐渐向各种动物性与病理学的特征过渡。

在这些对头颅与面部几乎排他性的强调中，我们可以发现潜藏在这些所谓的唯物主义科学核心中的唯心主义秘密。这些都是关于头颅并为头颅而设的话语。面相学与颅相学内部存在多种倾向：它们对身体符号的必然逻辑，可以采取宿命论或治疗论的态度；在语调上，可以彻底唯物，也可以在有机体的某些区域含糊地趋向唯灵论；在教育学立场上，又可以趋向共和主义或精英主义。无论倾向如何，这些学科都从器官层面帮助智力劳动对体力劳动的支配取得合法性。因此，面相学与颅相学就这样为一种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霸权推波助澜：这种资本主义日益依赖等级化的劳动分工，又把自身的进步喝彩为个人机智与狡黠的成果。

面相学与颅相学通过声称可以提供一种手段来区分罪行的孽痕与美德的光辉印记，从而为一个瞬息万变、往往匿名的市场交易世界提供了重要的诠释学服务。在十九世纪危险而拥挤的城市中，这是种快速评估陌生人人格的方法，也是衡量他人意向与能力的尺度。在 19 世纪 40 年代的美国，报纸上的招聘广告经常要求应聘者提交一份颅相学分析报告。^[19]于是，颅相学提供了道德与智力两方面的“事实”，而这些“事实”在今天则由心理测量学家与测谎专家以更“精致”、更抽象的形式供给。

如此看来，摄影与颅相学于 1846 年在一本讨论“刑法学”（criminal jurisprudence）的书中相遇，就不足为奇了。这是个为病例研究这一已然确立的医学与精神病学文类，添上一层新的有机事实性的机会。^[20]美国刑罚改革者伊莉莎·法纳姆（Eliza Farnham）倾向颅相学，当时还担任辛辛女子监狱的女监负责人。她曾委托马修·布拉迪（Mathew Brady）为纽约两所监狱的囚犯拍摄一系列肖像。基于这些照片的版画被附在法纳姆的新版《犯罪的理据》（Rationale of Crime）之中，该书旧版是马默杜克·桑普森（Marmaduke Sampson）未插图的英文作品。桑普森认为犯罪行为是一种“道德错乱”（moral insanity）。他和法纳姆都接受了一种颅相学的变体，认为可以通过治疗来改变或增强被器官先天决定的人格。据他们推测，好器官可以战胜坏器官。法纳姆贡献的独特之处，在于她毫不掩饰地面向普通大众的诉求。她通过提出废除死刑与建立治疗系统的观点，试图同“共和体制下的美国公众思维”对话。^[21]她为该书贡献了一篇论战性的导言、大量注释和一些附录，其中就包括图文并茂的案例研究。法纳姆在选择案例研究对象时得到了纽约著名颅相学出版企业家洛伦佐·福勒（Lorenzo Fowler）的帮助，他显然为样本增添了更多的权威性。

样本照片中有十名成年囚犯，男女各半。其中三人被认定为黑人，一人被认定为是爱尔兰人，一人被认定为德国人；一名妇女被认定为是“出生于德国的犹太妇女”，另一人被认定为“印第安人与黑人的混血儿”。其余三名囚犯想必是盎格鲁-撒克逊人，但并未被如此标注。还有一组含有八张儿童囚犯的照片没有标注种族或民族，但有一名儿童可能是黑人。法纳姆宣称，她的颅相学并没有明显的种族主义倾向；她不像其他前达尔文时代的头颅分析家那样，试图为非高加索人种系的“分别创造”（separate creation）寻找确凿证据。不过，她依年龄而对种族与人种采用不同标记的做法，仍在其他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毕竟法纳姆的著作诞生于这样的一种美国语境：奴隶制与大量爱尔兰农民移民，使得美国社会沿着这些路径出现了严重的分层。法纳姆减少了对儿童的种族与人种标记，避免了对他们的污名化。因此，相较于成人，儿童总体上被描绘了比成人更具可塑性的形象，也较少被犯罪履历、或对其最劣官能的习惯性运用所拖累。尽管其中一些男孩被明确描述成了屡教不改之人，但儿童仍旧为法纳姆提供了一个重塑道德的整体形象。由于他们“受尊敬”的潜力比成年罪犯更大，因此就被描绘成了他们未来可能成为的那种“受人尊敬的盎格鲁-撒克逊成年男性无产者”（adult-male-respectable-Anglo-Saxon-proletarian）“自我”的缩影。法纳姆、福勒和布拉迪可被视作社会改革话语的特权形象——被家长式的医学社会科学拯救的儿童形象——的重要发明者。^[22]

法纳姆的关切触及了 19 世纪刑罚话语的两个核心问题：顽固的罪犯与服帖的罪犯之间的实际区别，以及如何规训式地将可改造者改造为“有用的”无产者（或至少改造为有用的线人）。因此，尽管她认为几名囚犯具有“发达的”智力，且她的反对者指责她这是傅里叶主义，但她的改良主义构想具有一个明确的限度。她在研究报告的结论中极为清晰地明确了这一界限。在其中，她她附上了三幅“智力超群者的头像”（其中两幅均为男性，被处理成古典半身像的样式），以此反衬所有犯罪对象共有的卑下（baseness）。她要求读者注意这种“鲜明对比”。^[23]

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乃因它象征了罪犯档案（criminal archive）的典型产生方式。也就是说，只有在相比较的基础上，在初步构建起一个更大的、“普遍的”档案的基础之上，才能清晰地划分出越轨与享誉的区域。在这一首次将摄影技术应用于颅相学分析的案例中，很明显，对罪犯身体的比较性描述是居于首位的。此书结尾面向中产阶级读者们竖起了一面自满之镜。值得注意的是，法纳姆犯罪样本背后的图像工作出自布拉迪。他在美国内战前几乎把整个职业生涯都用来建立一个庞大的尊崇照片档案，收录那些“显赫的”、著名的或可能成名的美国人。^⑥[24]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描述了一些早期尝试，依次是滑稽的、推测性的（speculative）、实践性的，这些努力都是为了让相机对罪犯团体施加影响。沿着福柯晚期作品所勾勒的一般研究思路，我同样认为，为罪犯身体（the criminal body）指定的位置总是相对的。现代罪犯的发明，无法同一个守法身体（law-abiding body）的建构分离；这个身体要么属于资产阶级，要么臣服于资产阶级的统治。守法的身体在罪犯身体中认出了威胁自己的他者，也认出了自身不受约束的占有冲动与侵略冲动，继而试图以两种相互矛盾的方式安抚自己。^⑦方式之一是发明一种特殊的罪犯，其除了明显缺乏道德约束外，与资产阶级毫无区别：由此便有了天才罪犯（criminal genius）这一形象。^[25]方式之二是发明一种与资产阶级全然不同的罪犯：一种生物型（biotype）。犯罪学就产生于后者的运作方式之中。

19 世纪 40 年代，一套关于诸身体符号——特别是头颅符号——的面相学视觉阐释规则，与一种机械化的视觉表征技术产生了交集。这种一体化的表征与阐释系统使对人体图像进行广泛的分类学排序得以可能。此乃一种归档承诺（archival promise）。它的实现似乎主要以限于光学^⑧手段之内的技术改进为基础。但事实证明并非如此。

我尤其担心的是，无论出于颂扬还是批判，都不要过分夸大光学实在论（optical realism）的力量。危险之一就在于为 19 世纪的实在论话语构建一个过于统一或单一的模式。在工具性的科学与技术实在论（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realism）这一相当局限且常被忽视的领域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内部分裂的世界。这种分裂最明显之处莫过于对罪犯身体的追捕。如果我们审视一下十九世纪晚期时警察们使用摄影的方式，就会发现，有大量证据显示出了对光学经验主义的信念所遭遇的危机。简而言之，我们需要描述一种真相装置（truth-apparatus）的出现，它无法被充分还原为相机所提供的光学模型（ truth-apparatus）。相机被整合进了一个更大的整体：一个具“智能”的官僚—文书—统计系统。此系统可以被视为一种精密的档案形态。其核心部件不是相机，而是档案柜。

II

正是随着警察工作的日益专业化与技术化，以及犯罪学这一社会科学的兴起，摄影档案的制度得到了最为彻底的早期阐述。这发生于 19 世纪 80 年代与 90 年代。为什么档案模式对这些相关的学科如此重要？

在结构上，档案既是一个抽象的范式实体（paradigmatic entity），也是一个具体机构。在此两种意义上，档案都是一个广泛的替代物集合，支撑着影像间的一般等价物关系。19 世纪 50 年代末，美国医生兼散文家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把照片与纸币相提并论，由此极为深刻地描绘了档案的形象：一座收藏可交换影像的百科宝库。^[26]档案将所有可能的视觉内容还原为单一的等价符码的能力，是建立在相机的测量精确性基础之上的。这是种可以从中提取精确数学数据的媒介，或如物理学家弗朗索瓦·阿拉戈（François Arago）于 1839 年所说的，这是种让“对象以数学方式保持其形态”的媒介。^[27]对于 19 世纪的实证主义者来说，摄影双重地实现了启蒙运动的通用语言之梦：相机的通用模拟语言揭示了一种更高、更富智性的真理，一种可以用数学的通用抽象语言所表达的真理。因此，摄影作为一本“用数学语言写成的书”，可以顺应一种伽利略式的世界观。摄影所承诺的不仅是细节上的丰赡，还使得将自然还原为几何本质成为了可能。大体而言，这种档案可以提供罪犯的标准面相学基准，并能够在一个更大的整体中为每个罪犯的身体分配一个相对的、量化的位置。

然而，由于照片混乱的偶然性与数量的浩繁，这种归档承诺落空了。摄影档案的组成部分并非传统的词汇单元（lexical units），而是受制于所有可摄事物的境遇性特征（circumstantial character）。因此，设想一部照片词典是荒谬的，除非我们愿意无视个别影像的特异性，转而采用某种典型性模式。这样的模式潜藏在维萨里（Vesalius）的解剖学图像志（iconography）之下，也潜藏在狄德罗（Diderot）与达朗贝尔（d’Alembert）《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所附的大部分图版之下。显然，“驯服”（tame）摄影的方法之一就是将境遇与独异（the idiosyncratic）转化为典型（typical）与象征（emblematic）。这通常是凭借风格上或阐释上的独断（fiat），或通过从档案中抽取的“代表性”（representative）^⑨实例来实现的。方法之二是发明一种机器，或者说是一种文书设备、一种归档系统，使得操作者/研究员/编辑可以从档案的海量影像中检索出个别实例。在此处，照片并不一定被视为是任何事物的典型或象征，而仅仅是出于检查目的被挑选出来的特定影像。这两种语义路径是摄影实在论文化的基本要素，但其存在却常常被忽视。

这两种摄影意义模式间的差异，体现在对罪犯身体进行摄影表征的两条不同路径中：其一是“实在论”（realist）路径，我此处所说的实在论乃源远流长的（中世纪）哲学实在论，它坚持一般命题的实在性，坚持种与类的实在性；其二是同样源远流长的“唯名论”（nominalist）路径，它否认按类属分类的实在性，认为其只是思维建构的产物。就其目标而言，第一种路径明里是理论的、“科学的”，暗里却更偏实用；第二种明里是实用的、“技术的”，其理论性则只存在于暗处。因此，想成为犯罪科学家的人寻求的是对一种难以发现的“罪犯类型”的了解与掌握。而刑侦“技术员”则寻求对罪犯个体的了解与掌握。这就是“犯罪学”（criminology）与“刑侦学”（criminalistics）之间的术语区别及工作差异。犯罪学追捕的是作为类属的那个罪犯身体；刑侦学追捕的是“这个”或“那个”罪犯身体。

人们通常把“嫌犯存档照”（mug shot）理解为一种强有力、不加雕饰、纯然指称性的视觉经验主义典范。摄影实在论的这些早期工具性应用却恰恰相反：它们之所以得到系统化，是因为人们已经敏锐地认识到普通视觉实在论的种种不足（inadequacies）与局限。因此，19 世纪 80 年代出现了两种罪犯身体的描述体系；这两种系统都试图将摄影证据建立在更为抽象的统计法之上。这种光学与统计学的合并，对 19 世纪的视觉表征话语与社会科学话语间进一步的融合而言至为必要。尽管摄影与统计学有着共同的理论来源，但二者的结合在两个人的工作中却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后果，此二人即阿方斯·贝蒂永（Alphonse Bertillon）与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

巴黎警官阿方斯·贝蒂永发明了首个有效的现代罪犯识别系统（criminal identification）。他的系统由两部分构成，将“微观”的个别记录置于了“宏观”的集合之中。首先，他将照片肖像、人体测量描述与高度标准化的缩略文字说明整合在一张卡片（fiche）上。其次，他将这些卡片组织进了一个综合性的、以统计学为基础的文件系统中。

英国统计学家与优生学创始人弗朗西斯·高尔顿发明了一种复合肖像法（composite portraiture）。高尔顿的研究处于犯罪学的边缘领域。尽管如此，他对遗传与种族“改良”（betterment）的兴趣催使他加入了寻找由生物学决定的“罪犯类型”的行列。通过应用几种复合肖像法中的一种方法，高尔顿试图建立罪犯类型的纯光学虚影。这一摄影印记，一张抽象的、由统计界定的、经验中并不存在的罪犯面孔，在同时期为寻找犯罪本质而调集照片证据的诸多尝试中，既是最古怪的，也是最精密的。

贝蒂永与高尔顿的项目在方法论上构成了试图界定与规范社会越轨的实证主义尝试的两极。贝蒂永寻求个别化（individuate）。他的目标是实用与操作，是对第三共和国时期城市警务工作与零散的阶级斗争政治需求的回应。高尔顿试图将遗传论定律（hereditarian laws）的类属证据可视化。他的目标是理论，是最后一批维多利亚绅士业余科学家之一那种驳杂却终归执一的好奇心的产物。然而，正如高尔顿严肃却俏皮的研究在国际优生学运动的意识形态与政治方案中实现了其实践意义一样，贝蒂永的研究也有其自身的理论语境与理论意义。二人都致力于人口管理（demographic regulation）技术。贝蒂永的罪犯识别系统，是永久隔离惯犯或职业罪犯阶级之努力的有机组成部分。高尔顿则试图通过公共政策干预人类繁衍，鼓励“适存的”（fit）繁殖，阻碍或彻底防止“不适的”（unfit）的繁殖。

思想史的唯心主义倾向、领地意识与身份等级意识阻碍了我们认识到贝蒂永与高尔顿的共同基础。高尔顿被视作是科学史上一个尽管有些古怪但名副其实的研究对象，而贝蒂永则仍是一名遭人忽视的技工与文员，主要靠警界的轶事史家们记得他，主要被警察轶事史家们所铭记。

为了探究警察文员与绅士统计学家所共享的领域，我需要介绍第三个人物。贝蒂永与高尔顿的计划都是以 19 世纪 30 年代与 40 年代社会统计学（social statistics）的出现与符码化（codification）为基础的。二者都依赖社会统计学的核心范畴：“平均人”（average man，l'homme moyen）的想法。这个概念是由比利时天文学家兼统计学家阿道夫·凯特勒（Adolphe Quételet）发明的（我稍后将提出它实际上是被彻底改造的）。凯特勒虽不如孔德（Auguste Comte）那般为人熟知，但他是社会学早期最重要的另一位缔造者。他为社会科学的定量范式奠定了基础。凯特勒试图寻找出生率、死亡率和犯罪率的统计规律，希望借此实现启蒙哲学家孔多塞（Condorcet）所说的“社会数学”（social mathematics），即一门在数学意义上精确、能够发现社会现象基本规律的科学。在比利时，凯特勒参与编制了比利时最早投入使用的一批精算表，并于 1853 年成立了一个推广统计学方法的国际学会。正如科学哲学家伊恩·哈金（Ian Hacking）所说，19 世纪中叶社会统计学的兴起，对于用一种更具或然性（probabilistic）的范式取代严格的机械主义因果理论而言至为重要。凯特勒是一名决定论者，但他却发明了一种基于机遇铁律（iron laws of chance）的决定论。这种新兴的范式最终导向了非决定论（indeterminism）。^[28]

什么是平均人？谁是平均人？一个不那么轻率的问法是，平均人是怎样的？凯特勒在其 1835 年的论文《论人类》中引入了这个复合人物形象（composite character）。凯特勒认为，大量的社会数据揭示出了一种发生（occurrence）的规律性，而这种规律性只能被视为确定的社会规律的证据，具备政治、道德与认识论意义：

观察的个体数量越多，个体的特殊性（无论是身体上还是道德上的）就越容易被抹去，显而易见，留下的就是社会赖以生存与发展的一般事实。^[29]

凯特勒试图从个人身体的数学化转向整个社会的数学化。在《论人类》中，他勾勒了处于平均水平的男女的生产能力与生殖能力的多种定量传记（quantitative biography）。例如，他计算了生育力随女性年龄增长的波动。他利用测力计数据绘制了不同年龄男女的平均肌肉力量图。在社会总体的层面上，生活史被理解为一条曲线图。（这就是左拉[Zola]的自然主义在形式上推到极端的原型：对一般社会有机体进行亚文学的定量叙述。）

凯特勒早期对寿险统计的贡献，对于规范化（regularization）那种被称为金融资本的有组织赌博至关重要。同样，他对人类力量消长的勾画，也被视为对工业资本主义“赫拉克勒斯”（Hercules）的概念化；马克思把这个作为总体劳动力之抽象体现的形象称为“平均工人”（average worker）。^⑩[30]在雇佣劳动领域外，凯特勒还发明了平均母亲的形象，但并未为其命名。这一形象对新出现的诸多人口统计科学至关重要，因为它们急切地试图勾勒出阶级与阶级、国家与国家间的相对数量优势。

对凯特勒而言，犯罪统计（crime statistics）是社会现象规律性的最有利证明。“道德统计”是他构建“社会物理学”的支柱，它将摧毁建立在自由意志基础之上的道德范式的威望。罪犯不过是一种决定性的社会力量的代理人。此外，犯罪统计为对社会领域做出更广泛的描述提供了提喻（synecdochic）^⑪基础。正如路易·谢瓦利埃（Louis Chevalier）所说，凯特勒开创了一种“将犯罪统计作为描述整个都市生活之起点的定量描述。”^[31]谢瓦利埃进一步指出，犯罪统计因此促成了一种无处不在的资产阶级观念，即大都市生活具备本质上的病态（pathological）特征，在七月王朝^⑫时期的巴黎尤其如此。凯特勒将犯罪统计研究称为一种“道德解剖学”（moral anatomy），他在术语上对社会领域医学化的贡献因此也就显而易见。

借助来自天文学与概率论的概念工具，凯特勒完善了他的“平均人”观念。他观察到，大量社会数据，尤其是人体测量数据，都呈现出一种与钟形曲线相应的模式。高斯（Gauss）在 1809 年求得这条曲线，当时是为了从围绕中心均值分布的随机误差中确定星体的精确位置。^⑬凯特勒开始将这条对称的二项曲线（binomial curve）视为基本社会规律的数学表达。虽然他承认平均人是统计上的虚构，但这种虚构存在于二项分布（binomial distribution）的抽象结构中。在一次非同寻常的隐喻合并中，凯特勒把个体差异与数学误差混而为一，凯特勒将曲线的中心部分，即聚集在平均值周围的大量测定值定义为了正态区。而发散的（divergent）测量值则趋向畸怪与生物社会病态的更暗区域（darker regions）。^[32]

因此，“平均人”组成了一种典范，不仅是社会健康的典范，也是社会稳定与美好的典范。凯特勒借助一个饶有意味的隐喻，揭示了其“社会物理学”内在的天文学渊源与美学政治抱负：他把社会规范定义为“引力中心”（centre of gravity），把平均人定义为“一切美与一切善的典型”。^⑭[33]犯罪构成了一种“摄动力”，扰乱着这架隐含共和色彩的社会机制的微妙平衡^⑮。尽管凯特勒建构了公民社会的一个量化模型，仅仅间接勾勒了一个理想共同体（commonwealth）的轮廓，但他的社会秩序引力模型与霍布斯（Hobbes）的“利维坦”（Leviathan）有着惊人相似之处。^[34]

与霍布斯相仿，凯特勒也是从原子化的个人身体入手，在描述社会总体（social aggregate）时又回到了身体的形象。然而，凯特勒是在一种热衷于面相学与颅相学的氛围中展开工作的。事实上，在更大范围上，早期社会统计学可以被视为放大了的面相学。例如，凯特勒虽然奉行共和制，却仍接受了 18 世纪晚期的颅角（cranial angle）观念。正如乔治·莫塞（George Mosse）所说，这一概念源于前进化论时代的启蒙人类学对温克尔曼（Winkelmann）古典主义理想的挪用。^[35]这种种族主义的几何学虚构部分是基于希腊人具有高贵前额的艺术史证据，它界定了一个由高到低递降的头颅类型等级：据称挺直的高加索人额头，比据称类猿的非洲人额头更接近那个失落的理想。凯特勒对广义上的种族主义体质人类学（physical anthropology）^⑯不感兴趣，他更在乎的是从欧洲社会中发现偏离“常态”（normality）的身体证据图样。可以理解，他被面相学思想的那些变体所吸引，它们试图用量化的几何图式将身体符号系统化。从凯特勒起，生物社会统计学家们越来越专注于人体测量学的（anthropometrical）研究，既关注身体的骨骼比例，也关注头颅的体积与构造。^[36]甚至在凯特勒的理想社会模型中，也能发现继承自理想主义的对笔挺前额的迷恋：他认为社会进步会导致有缺陷的和下等人的数量减少，从而扩大常态的范围。若我们从二项曲线的角度来考虑这种乌托邦式的预测，就可以设想出一个越来越尖、越来越挺拔的构形：一个过于完美无缺的古典主义理想。

当然，面相学为十九世纪中叶的艺术与新兴的生物社会科学间的遭遇提供了一块话语领域。在这一语境下，凯特勒对艺术实践模式的公开热情并不难理解，但事情要更复杂一些。尽管凯特勒的研究步骤很抽象，但他在美学上有雄心壮志，要让自己的项目与丢勒（Dürer）对人体比例的研究相媲美。这位统计学家认为，他的“目标不仅是再次完成阿尔伯特（Albert,原文如此）丢勒的任务，还要将其扩展到一个更大的规模上。”^[37]因此，面对一个无法被有效地或全面地视觉化的新对象——社会——视觉经验主义仍旧保卫住了其威望。^[38]

到 19 世纪末，这个本质上有机论的、以社会场域为可见之物的模型已陷入危机。凯特勒曾恭敬地把新兴的统计学系于古老的光学范式之下，如今这一联结被明确地倒转了方向。1883 年，法国社会学家加布里埃尔·塔尔德（Gabriel Tarde）认为，“统计局可以比作眼睛或耳朵”，并进一步声称，“我们的每一种感官都以自己的方式，从自己特殊的角度为我们提供外部世界的统计数据。它们特有的感觉某种程度上就是他们特殊的图表。每种感觉……都只是一个数字。”^[39]在这里，威望完成了一次转移：从视觉与有机体的威望，转向制度化官僚抽象的威望。

塔尔德乃核心人物，他不仅推动了社会有机模型的消亡，还推动了 19 世纪 80 年代法国犯罪学思想的发展。塔尔德早年是一名地方法官，1894 年时，他成为巴黎司法部统计局局长，这使他成了受管控的犯罪之量化涨落的抽象监督者。他的法律理论与实践背景使他尝试对凯特勒的极端决定论进行批判与修正，因为后者免除了罪犯的一切责任。毕竟，古典法律理论并不打算放弃它维护国家因罪犯行为而施罚之权利的意识形态职能^⑰。1890 年，塔尔德提出了“刑事责任”（criminal responsibility）的概念。这个概念以个体身份（identity）的连续性为基础，而这种连续性存在于共同的社会环境（social milieu）之中，也就是一种具有“社会相似性”（social similarity）的环境。^⑱塔尔德针对个体性（individuality）的心理模式假定了自我的内在叙事的基本一致性：“身份是人的持久性所在，是从其存续的角度来看的个性（personality）。”^[40]

塔尔德对犯罪与刑罚哲学所持有的相当唯名论的态度，与巴黎警署鉴定局局长阿方斯·贝蒂永更为实际的表述不谋而合。1893 年，贝蒂永的系统已经使用了十年，以“贝蒂永识别法”（Bertillonage）和“特征通告”（signaletic notice）为人所知。贝蒂永对他的系统做了如下介绍：

在监狱中，每次收押与释放一个人时，都会伴有特征通告；这一记录保护着行政或司法文书所寻找的人实际存在的痕迹…… [这一]任务始终如一：保存一份足以辨识其人的记录，以便把当下的描述与未来某时可能出现的描述认定为同一人。从这个角度来看，特征描述（signalment）是证明再犯（proof of recidivation）的最佳工具，这必然意味着对身份的证明（proof of identity）。^[41]

实际上，贝蒂永的警方档案就像一台复杂的传记机器，据信能产出简单而无歧义的结果。他要找出的是重复犯罪者，也就是那些因其越轨行为而可能被归为“惯犯”或“职业罪犯”的人。对累犯（recidivism）^⑲的关注在 19 世纪 80 年代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然而，贝蒂永既没有提出罪犯类型理论，也没有提出任何关于精神连续或不连续（psychic continuities）的理论，以区分“应承担责任”与“不应承担责任”的罪犯。他对鉴定局与统计局之间的地位等级非常敏感，而统计局的任务则更具“理论性”。（贝蒂永是著名人体测量学家路易·阿道夫·贝蒂永[Louis Adolphe Bertillon]之子，他似乎一直在为证明自我而努力，因为他的起点并不高，仅仅是一名警察职员。）与其说他是一名犯罪学家，不如说他是一名社会工程师，一名富有创造力的技术文员。他试图将警务工作建立在科学原则的基础上，同时又意识到了大多数警务人员并不熟悉严谨且连贯的实证程序。他的部分抱负在于加快处理罪犯的速度，并有效地利用非技术性职员的劳力。在许多方面，贝蒂永都很像他同时代的美国人弗里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泰勒是科学管理（scientific management）——首个现代工厂纪律体系——的发明人。与泰勒一样，贝蒂永也可被看做理性化（rationalization）的拥护者。以下是贝蒂永对他的处置速度之快的描述：“在巴黎，每天早上 9 点到中午这段时间里，四对警察就足以测量 100 至 150 名昨天被捕的人。”^[42]最终，这个速度还是不够快，这也是贝蒂永系统在约 30 年后消亡的主要原因。

贝蒂永系统是如何运作的？之前的刑事鉴定（criminal identification）尝试存在着诸多问题。面对大量的杂乱无章的图像档案，早期的摄影承诺已然破灭。分类（classification）现在至关重要：

对罪犯肖像的收集已达到了相当可观的规模，以至于要在这些肖像中发现一个冒用假名之人的肖像从物理上就是不可能的。过去十年间巴黎警方收集了逾 10 万张照片，但这无济于事。读者是否认为，将这些照片与巴黎每天逮捕的 100 个人中的每个人进行逐一比较是可行的呢？当我们试图对一个特别容易辨认的罪犯进行比对时，搜索工作都需要花费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遑论这种如此累眼的工作本身可能产生的疏漏了。因此，需要一种类似于植物学与动物学中所使用的排除相似项的方法，也就是说，一种基于个体性之特征要素的排除法。^[43]

尽管贝蒂永说了最后那半句话，但他的目的并不是将个体与种类联系起来，而是要将个体从种类中提取出来。因此，他发明了一种分类方法，此法与其说是基于分类学的类型划分，不如说是基于分段汇总的对个案的排序。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他早先试图根据犯罪类型对警方照片进行分类，但以失败告终。^[44]如塔尔德所言，罪犯可能构成了一种“职业类型”，但他们在工作中却并不一定遵循狭隘的专业化原则。

贝蒂永试图打破职业罪犯对伪装、假身份、多重履历与不在场证明的掌控。为此，他将人体测量学、照相机的光学精度、精炼的面相学词汇与统计学结合在了一起。

首先，贝蒂永在对概率论的数学理论基础掌握并不十分精细的情况下，计算出了两人具有的 11 项身体测量值可能相同的概率为四百万分之一。^[45]他认为这 11 个测量值在任何成年人身上都是恒定的。他的“特征通告”把三种材料汇集在一起：以一组数值记录的“人体测量特征描述”（anthropometrical signalment）、一段以速记方式描述显著标记的文字，以及一对正面与侧面的肖像照。

贝蒂永面对的第二个难题是如何将单个卡片组合进一个综合系统中，以便在短时间内检索这些记录。为此，贝蒂永动用了凯特勒“平均人”蕴藏的巨大理性化力量。贝蒂永通过将他的测量结果按低于平均值、平均值、高于平均值这三部分进行连续细分，从而将 10 万份记录归档到了一个个方格抽屉中，每个抽屉中最小的分组大约由十几张鉴定卡组成。这样，在 1883 年至 1893 年的十年里，贝蒂永分别处理了 10 万名男囚和 2 万名女囚的资料，他自信地吹嘘自己的系统是“无懈可击”的。在这一过程中，他也“准确无误地”识别出了 4564 名惯犯（recidivist）。^[46]

可以说，贝蒂永把二项曲线实现为了一件办公家具。他是最早完全理解了档案的基本问题——数量问题——的照片文献使用者之一。既然他采用了统计方法，那他在照片中发现了何种语义价值？显然，他将照片视为了鉴定过程中的最终决定性符号。归根结底，从档案中提取的被摄面孔必须与重新拍摄的面孔相吻合，即使这一最终的“照片”证据取决于一系列更为抽象的步骤。

贝蒂永对早期警察技术员与职业摄影师不一致的拍摄手法提出了批评。他详细论证了一种美学上中立的再现标准：

在商业与艺术肖像中，时尚与趣味问题都很重要。司法摄影摆脱了这些顾虑，从而使我们能更简单地看待这些问题：理论上，哪种姿势最适合这样或那样的情况？^[47]

贝蒂永坚持使用标准焦距、均匀一致的光线，以及固定住相机与那不情不愿的被摄者间的距离。侧面视图取消了表情带来的偶然性；头部轮廓随时间推移也保持一致。正面照提供的面孔，则更容易在警务系统中那些不那么系统化的部门里被认出来。后一种照片更有助于寻找尚未到案的嫌疑人，他们的面孔将会在街上被警探们认出来。

正如贝蒂永试图通过人体测量特征描述和二项曲线的维特鲁威式登记簿（Vitruvian register）对照片进行分类一样，他也试图将照片本身提供的符号转化为另一种言语登记簿（verbal register）。因此，他致力于从内部和外部两方面驯服照片的偶然性。他发明的语言肖像（portrait-parlé）——“言说的画像”（speaking likeness）或言语肖像（verbal portrait）——试图克服纯视觉经验主义的不足。他利用局部照片，编制了关于男性头部特征的浩繁分类图表。他特别关注耳朵的形态，重复了拉瓦特以来的面相学对耳朵的痴迷。^[48]不过，在比较解剖学（comparative anatomy）^⑳的基础上，贝蒂永试图以精确的、非形而上学的、民族志的术语重塑面相学。通过构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指称性特征说明词汇表，该项目试图将外貌准确清晰地转化为文字。

对贝蒂永而言，罪犯的身体什么也不表示。在这具躯壳的表面之下，并未隐藏任何人格结构学上的秘密。毋宁说，体表与骨骼是更严格的物质性指示符。人体测量特征描述是对成年骨骼形态恒定性的记录，因此也是履历身份的关键^㉑。同样，肉体上的伤疤与其他的畸形也是线索，这不是任何天生的犯罪倾向，而是身体的物质历史：它的行当、职业与灾祸。

对贝蒂永而言，要掌握罪犯的身体，就必须进行大规模的登记在册（inscription）。这个过程把身体符号转化为文本，再由文本把言语描述削减为指称性速记（denotative shorthand），并使之与数值序列（numerical series）相连。^㉒这样，贝蒂永就逮捕住了罪犯的身体，通过将图像——图像仍然必要，但不充分——从属于言语文本与数值系列，确定了它作为一个已（already）被定义为罪犯的身体的身份。这不仅仅是一个自成一体的档案项目。若我们还记得 19 世纪末时警察面临着通过电报传递犯罪嫌疑人信息的问题的话，那我们就能理解另一种更加整体的迫切需求了。警方正在与那些正在利用现代化设备（包括铁路）的对手进行竞争。

为何 19 世纪 80 年代的累犯问题在法国如此重要？罗伯特·奈伊（Robert Nye）最近指出，这个问题在第三共和国时期进入了甘必大共和党人的政治议程，并促成 1885 年《驱逐法案》（Relegation Law）的通过。该法案针对惯犯确立了一项德拉古式的殖民地流放政策：轻罪与重罪，包括流浪罪，分别计入浮动配额；累积达到规定数额，便可导致当事人被永久流放至圭亚那或法属新喀里多尼亚。^㉓19 世纪 80 年代，法国农业危机导致大批流离失所的农民再次涌入都市。关于累犯的争论主要集中在无业游民带来的社会危险上，同时也将有着长期失业的都市贫民的社会环境（milieu）视为犯罪增加的根源。在通过屠杀公社成员换来十年的和平后，1881 年的罢工浪潮中，工人阶级的好战斗志再度燃起，这点尤其引起了秩序维护者的忧虑。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关于累犯的争端将流浪者、无政府主义者和惯犯结合为了一个社会公害（social menace）的复合形象。^[49]

贝蒂永本人也在这场争端中推广了他的系统。他在 1883 年 2 月才成功确认了第一名惯犯的身份，但他很快就提出，他的二项分类系统对任何驱逐法案的运用都至关重要。他描述了一个或许可被戏称为正经历“身份危机”的巴黎工人阶级环境。巴黎公社期间，1859 年以前的所有城市档案都被焚毁了；任何一个 22 岁以上的巴黎人都可以随意编造与重新设定一个完全虚假的出生地。此外，贝蒂永还声称，虚假证件的交易异常猖獗。为此，他引用了白铅厂、化肥厂等“有害健康的”（insalubrious）工业企业中工头的证词：求职者被拒绝两周后，往往会带着全新的证件，以另一个名字再次出现。^[50]事实上，贝蒂永试图重新登记（reregister）一个突然爆发出多样性的社会领域。

贝蒂永声名的奇特之处在于，他的方法与任何有关自我的形而上学或本质主义学说背道而驰，却反而被视为一场人道主义的胜利。一位传记作家如是说：“像他这种类型的人，不可避免地会在一种旨在将人类个体化的技术中发现浪漫。”^[51]贝蒂永本人亦对他的项目进行了“人道的”解读：“形成关于孩子走失、被调换又被寻回的那类经久不衰的大众情节剧之基础的，说到底不正是这类问题吗？”^[52]但是，在一个更为技术化与理论化的语境下，贝蒂永对自我之“独特性”（uniqueness）的实际损害程度变得明晰起来了。1909 年，贝蒂永在与另一人合著的文章中指出，根据二项曲线的逻辑，“每个观察结果或每组观察结果并不是根据其绝对值被界定出来的，而是根据其与算术平均数的偏离被界定出的。”^[53]因此，即使是唯名论者贝蒂永也不得不承认“平均人”这一更高的现实。唯有召唤这个精灵（genie）的力量，个体才能被识别（identified）出来。个体只有通过被识别才可以作为一个个人（as an individual）存在。个体性（individuality）本身不具任何意义。从“客观”角度来看，自我所处的位置完全是相对的。

贝蒂永的系统得到了广泛地推广，尤其是在美国，受到了热烈欢迎，并促进了治安方法的国际化与标准化。人体测量系统面临着一种更为激进的提喻程序（synecdochic procedure）的挑战，即部分由弗朗西斯·高尔顿发明的指纹系统，此人对身份识别与类型学都抱有兴趣。随着指纹识别技术的问世，人们开始意识到，要想识别身份，并不一定要对身体进行“圈定”（circumscribed）。相反，身份识别的关键可以从身体于这个世界上最细微的触觉在场痕迹中找到。此外，从泰勒主义的意义上讲，指纹识别是更有前景的，因为它可以被专业化程度较低的文员正确地执行。尽管二者的混合系统还运转了一些年头，但到 1910 年代末，贝蒂永系统开始让位于这种更高效、更轻便的方法。^[54]

对贝蒂永而言，类型仅仅是作为完善个体性描述的一种手段而存在的。侦探们不能不成为唯名论者。在警察寻找犯罪活动的特殊性一事上持有这种理解的并非只有贝蒂永一人。例如，纽约警探托马斯·伯恩斯（Thomas Byrnes）在 1886 年出版了《美国的专业罪犯》（Professional Criminals of America），一本制作奢华的“流氓画廊”。伯恩斯采用的摄影方法虽然不如贝蒂永那般系统，但他清楚地阐明了自己的立场，即古典面相学类型在追捕“更高级、更危险”的罪犯时一无是处，因为这些罪犯身上“并不带有任何他们的职业特征”。^[55]在贝蒂永的案例中，对天生犯罪类型理论的抵制也与九十年代后期法国犯罪学理论的总体趋势相一致，即强调环境因素在决定罪犯行为方面的重要性。因此，以加布里埃尔·塔尔德（Gabriel Tarde）和亚历山大·拉卡萨涅（Alexandre Lacassagne）为代表的“法国学派”，反对“意大利学派”犯罪人类学的生物决定论。意大利学派的核心，是解剖学家兼颅测学家切萨雷·龙勃罗梭（Cesare Lombroso）的准达尔文主义理论；按照这一理论，罪犯是“返祖性的存在，原始人类与低等动物们的凶残本能在其身上得到了复现。”^[56]针对这一立论，拉卡萨涅认为，“社会环境是犯罪的母种培养基；微生物就是罪犯。”^[57]（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微生物猎手巴斯德[Pasteur]与再犯猎手贝蒂永之间的互相敬佩。^[58]）法国学派能够在将犯罪医学化的同时指出环境因素。当时出现了一系列的观点，有的更偏重医学，有的更强调社会学。塔尔德坚称，犯罪是通过模仿行为这一途径得到扩散的一门职业。另一些人则认为，罪犯是一种“退化类型”（degenerate type），他们比非罪犯更容易受到都市化的不良环境影响。^[59]

尽管新兴的犯罪学专业的敌对派系间存在着尖锐分歧，但几乎所有从业者都对罪犯类型的摄影图片怀着共同的热忱，只有塔尔德是个明显的例外。他回避了案例研究低级的经验主义，转而对犯罪问题进行了更为崇高的沉思，尽管是在唯名论的意义上进行的。在研究弗朗西斯·高尔顿对搜寻罪犯类型的独特贡献之前，我想指出，特别是 19 世纪 90 年代，法国和意大利涌现了大量带有基本罪犯类型的照片证据的文章。虽然作者们经常在罪犯的“返祖”或“退化”问题上相互争执，但在更根本的层面上，他们是在进行同一场战役。这是一场表征之战。尽管面临着已被贝蒂永证明的这种媒介所存的诸不足，照片仍作为科学真理的影像运作。照片与技术插图被部署起来，不仅针对作为代表的罪犯身体，也针对这一身体本身，因为它同时是其自身那些低等表征的承载者与生产者。这些文本可以看做是相机与文身、色情绘画和监狱亚文化涂鸦之间的斗争。对龙勃罗梭而言，文身是一种特殊的返祖标记，因为罪犯与那些据推测进化程度较低的部落成员共享了这种习俗。但是，即使是那些试图摧毁龙勃罗梭的教条式生物主义（dogmatic biologism）的作品，也建立起了类似的等级制度。科学理性主义俯视着原始犯罪性的视觉产物。这是种准民族志（quasi-ethnologic）话语。例如，查尔斯·玛丽·德比艾尔（Charles Marie Debierre）的《罪犯之颅》（Le crâne des criminels）就从类型学研究的角度反驳了返祖论，支持了退化论。书中有一章带了插图，将“监狱中的艺术”作为了罪犯心理研究的主题。随后一章里附上了一组“斩首后一刻钟拍摄”的已决犯断头照。面对这些退化的样本，这位断头台上的面相学家说：“德格鲁特（Degroote）与克莱斯（Clayes）……他们呆滞的面孔与狂乱的眼睛表明，他们颅骨之内并无怜悯的居处。”这类作品依赖于一种统计学推断（statistical inference）的极端形式：基于非常有限的样本进行面相学归纳。^[60]

最后，我们来看弗朗西斯·高尔顿是如何试图克服这种对个案研究进行推断解读的局限性的。

贝蒂永是一个强迫性的系统化者（systematizer），而高尔顿则是一个强迫性的量化者（quantifier）。贝蒂永关心的首先是社会秩序对社会失序的胜利；高尔顿关心的则是既定等级对那些促成社会均平与衰退之力的胜利。当然，这两方并非水火不容。然而，在理论层面上，高尔顿与意大利犯罪人类学以及生物决定论的关注点之间的联系要更为紧密一些。基于高尔顿于 1877 年首次提出的程序所制作的复合影像，在随后的三十年里得到了广泛传播。在龙勃罗梭 1895 年法国版与 1896-97 年意大利版的《犯罪的人》（Criminal Man）画册中都出现了罪犯颅骨的复合影像。同样，哈维洛克·埃里斯（Havelock Ellis）的《罪犯》（The Criminal）在 1890 年初版中配有一幅高尔顿式的卷首插图，此书则坚持了意大利学派的立场，标志着龙勃罗梭主义在英国的巅峰时刻。^[61]

高尔顿和他的准官方传记作者、统计学家卡尔·皮尔逊（Karl Pearson）都将复合照片视作高尔顿职业生涯中最核心的思维发明之一。近来关于高尔顿的研究，往往忽视了这件如今看来不过是光学珍玩的东西曾被赋予的重要性。^[62]

高尔顿在科学史上的重要性在于，他首次提出了研究遗传的统计学方法。^[63]高尔顿的职业生涯悬在两个历史时刻之间：一端是他的表兄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进化论范式在 19 世纪 60 年代末取得胜利，另一端是格雷戈尔·孟德尔（Gregor Mendel）关于遗传比率的发现直到 1899 年才姗姗来迟。^㉔在政治上，高尔顿试图通过生育来构建一个社会改良计划。此计划的核心是对英国现有的阶级关系进行深刻的意识形态生物化（biologization）。优生学家（eugenicists）用功利主义的观点为他们的计划辩护：他们声称，通过减少“不适存者”的数量，可以减少那些命中注定不幸之人的数量。然而，高尔顿开创的优生学运动兴起于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中产阶级出生率下降，同时又忧惧都市贫民之中不断膨胀的退化沉渣（residuum）。这一背景与第三共和国时期的法国颇为相似。^[64]

高尔顿 1869 年的早期著作《遗传天才》（Hereditary Genius）试图证明，用他的话说，在决定人类智力的品质方面，“天性”（nature）先于“教养”（nurture）。高尔顿以一种近乎同义反复的方式着手证明：智力的名声即等于智力，而拥有智力（名声）的男人，会生出拥有智力（名声）的后代^㉕。他借鉴了凯特勒的二项分布，观察到，桑赫斯特军校学生的入学考试成绩围绕着中心均值呈钟形分布。在这一“自然化”（naturalizing）证据的基础上，他提出了智力的通用量化等级，并将其应用于了种族群体。这种等级制度带着明显的古典主义憧憬：“雅典人种的平均能力，按最低的可能估计，也几乎比我们自己高出两个等级——也就是说，就像我们的人种比非洲黑人高出两个等级一样。”^[65]优生学可以被视为一种尝试：把英国的社会平均值推向一个想象中失落的雅典，同时使之远离一个同样出于想象、并被视为威胁的非洲。

高尔顿热衷于量化与数值排序，同时对面相学描述的信心又相当有限。他的写作展示了对测量与对观察的渴望之间的显著平行关系与紧张关系。他试图将光学与统计程序融合进一个单一的“有机”操作中。他的复合作品就是在这种尝试中产生的。在 1883 年发表的《对人类才能及其发展的研究》（Inquiries into Human Faculty and Its Development）中，高尔顿开篇便指出此前以及此后种种面相学分类尝试的局限：

不同人之间的面相学差异如此之多又如此之小，因此不可能对他们进行逐一的测量和比较，也不可能通过普通的统计方法发现一个种族的真实相貌。通行的办法是选择那些被判断为流行类型之代表的个人，并为他们拍照；但这种方法并不可靠，因为这种判断本身就是错的。它更多受到了异常或奇异特征而非寻常特质的影响，这样形成的被认为是典型的肖像也很可能是一种夸张描绘（caricature）。^[66]

此书是高尔顿前十五年研究的总结。从这一针对较幼稚面相学立场的初步批评出发，高尔顿直接转向了对其复合方法的概述。书中的复合插图以及在各种场合反复提及的从复合像中吸取的经验教训表明，高尔顿认为，自己发明了一种伟大的认识论工具。因此，他对复合影像的兴趣不应被视为透明的意识形态噱头，而应被视为生物实证主义（biopositivism）的多元决定的（overdetermined）实例。

高尔顿是如何创造出他那模糊的、虚假的幻影的？他又是如何理解它们的？在实验一开始，他就承认，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之前提过类似的叠像（superimposition）过程。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概念可被视作是一般化身体（generalized body）概念生长的沃土。尽管，在这种情况下，斯宾塞似乎是由于年轻时迷恋颅相学而被这个概念所吸引。^[67]但是，高尔顿也关注视觉想象的心理学，关注大脑从感官数据中构建类属影像的能力。在这方面，他从托马斯·赫胥黎（Thomas Huxley）那里得到了灵感。事实上，他认为，复合摄影装置共享了艺术智性（artistic intelligence）的概括能力，并最终超越了后者。此处，与凯特勒一样，我们看到了一名未能如愿成为艺术家的统计学家。

高尔顿制作复合像的办法，是在一台装有单张底片的翻拍相机前，对肖像逐一进行配准与曝光。每张相继配准的影像，都按样本影像总数的倒数获得一份分次曝光（fractional exposure）。也就是说，如果用十二张初始的照片合成最终的一张，每张照片的曝光量都是所需总曝光量的十二分之一。因此，那些不为众人共有的、独异的个人特征，都消隐进曝光不足的暗夜里。剩下的就是整个样本中共有特征组成的模糊的、紧张的构形（configuration）。高尔顿声称，这些图像组成了合理的平均值；他进一步声称，人们可以从组成复合像的小样本中推断出更大的一般性。他提出，“同一类别的三十张随手取得的图片”合成之后，就可以达到“统计恒定性”（statistical constancy）。^[68]

高尔顿为自己的制作过程提出了一个更为全面的主张，他称之为“图像统计学”（pictorial statistics）：

复合图像……远不止平均数；不如说它们相当于那些大型的统计表，表中总数除以个案数、记入末行，便是平均数。它们是真正意义上的一般化，因为它们包含了所需考虑的材料的全部。其轮廓的模糊，在真正的类属复合像中除了无关紧要的细节处从不严重，它度量着个体偏离中心类型的趋势。^[69]

在这段话中，对经验特异性的主张与对普遍性的主张之间的紧张关系，在逻辑上达到了断裂的程度。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种从“它们包括了全部”到“除了不重要的细节”的未经思考的轻浮滑动呢？在寻找类型的过程中，高尔顿并不认为有意义的东西会因为欠曝而丢失。这需要一个不被承认的预设：只有头部的大略特征才是重要的。例如，无论是作为个别的还是典型的特质，耳朵在其他面相学系统中都被赋予了高度的符号特征，但这在高尔顿的复合过程中却完全没有被记录下来。（后来，高尔顿试图通过一种被他称为“分析摄影”[analytic photography]的技术来“重现”微小的差异或“不重要的细节”，这种技术可以将正相与负相叠加在一起，从而分离出它们各自独有的元素。^[70]）

正如他承认自己早先的智力排序取自凯特勒，高尔顿也宣称，复合照片产出的是一幅经过改良的“平均人”影像：

图像统计的过程......[适合于]为我们提供人类的一般图景，如凯特勒在他的《人体测量学》中所描述的，通过统计的常规数字方法获得的轮廓。……通过复合过程，我们得到的是一幅图画，而不仅仅是一个轮廓。^[71]

实际上，高尔顿认为，他已经将高斯的误差曲线转化为了图像形式。对称的钟形曲线现在被映射为一张人脸。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实体化。不妨想想高尔顿多么轻巧地把模糊放逐到了复合影像的边缘，而事实上，模糊发生在影像的整个表面，只是不那么容易察觉罢了。只有一心想看到二项曲线之视觉对应物的想象力，才会犯这样的错误：将类型置于中心，而把个体与独异置于外缘。

《对人类才能及其发展的探究》的卷首插图由八组复合像组成。高尔顿在他的文本中将这些影像描述为一个整合的总体，相当于一场图文并茂的优生学演讲。左上角第一幅复合像由亚历山大大帝的六枚肖像圆章合成，它不仅是这一系列的，也是整本书的介绍性与认识论基准。高尔顿无视了风格或艺术惯例问题，而假定每个雕刻师在其再现过程中都犯下了不同程度的错误。根据均值测量的高斯逻辑，复合结果将包含“更为忠实的画像（likeness）”。然而，在这一结构的背后潜藏着一个隐秘的愿望。高尔顿制作了许多希腊与罗马的带有肖像的硬币或圆形浮雕的复合图，试图在模糊的“肖像”中寻找已经消失的更高等的种族的面相学。

高尔顿的下两组复合像是由同一个家族的成员制成的。通过它们，他冲进了优生学研究与操作的活动领域。借由在单个复合影像中展示个体人格特征的混合，高尔顿似乎一直在寻找遗传影响的比例。他将这些实验拓展到了为了追踪赛马血统而生的合成像上。

下一幅复合像可能是高尔顿整个职业生涯中最为民主的作品：由皇家工兵部队 12 名军官与 11 名士兵的肖像合成。这是为“英国人种最容易提升的方向的线索”而作的。^[72]这种乌托邦式的影像与它反乌托邦的对应——疾病与犯罪的类属影像——结成了一对。

肺结核似乎会产生一种模糊憔悴的面相，而罪犯却不那么容易划分类型。高尔顿从监狱长艾德蒙·杜肯（Edmund Ducane）那里获得了罪犯的辨认照片，这些照片就是他 1878 年第一批复合照片的来源。尽管在寻找生物罪犯类型（biological criminal type）上起步较早，但高尔顿的姿态却没有龙勃罗梭那般热情：“单个的面孔已够凶恶，但各有各的凶恶法；把它们合在一起，个体的特殊性便消失了，剩下的只是低等类型的共同人性。”^[73]因此，高尔顿似乎就此消解了罪犯与工人阶级贫民之间的界限，后者正是那个深深萦扰着维多利亚晚期资产阶级政治想象的“沉渣阶层”（residuum）。考虑到高尔顿的优生学立场，这也就意味着他只是将罪犯纳入了“不适存之人”这个大群体。

后来，高尔顿沿用查尔斯·布斯（Charles Booth）对伦敦人口的社会学分层，把“罪犯、准罪犯和二流子们”归入优生学意义上最不适的人群，也就是都市阶层最底层的百分之一。^㉖在此基础上，他支持对“惯犯”判处长刑期，以此希望“限制他们生育低等后代的机会。”^[74]

高尔顿以几组取自极大样本的对比复合像，为《探究》卷首的复合肖像导览作结：这一对比组代表着“肺结核”与“非肺结核”的病例。通过这些样本，他强调了在其光学过程与政治方案背后的统计学与社会卫生学的志向。

高尔顿还怀抱有其他心理学（psychological）和哲学（philosophical）志向。在早先论“类属影像”（generic images）的文章里，他考察了心理影像（他称其由“混合记忆”构成）与其光学过程所产出的属之间的“类似”。高尔顿引用了心理物理学中的韦伯-费希纳定律（Weber-Fechner Law），该定律证明，随着刺激水平提高，相对知觉敏感度会降低；高尔顿以此得出结论说，与“图像统计学”持久恒常的定量一致性（quantitative consistency）相比，“人的头脑是一种最不完善的阐述一般观念的装置。”^[75]在《探究》一书中，他又回到了这一主题：“通过复合肖像方法所得的理想面孔似乎与……所谓的抽象观念有诸多共同处。”他想知道，抽象观念是否可以更精确地被称为“累积观念”（cumulative ideas）。^[76]高尔顿对思维构成的理解颇为物化；这种理解在他对内省的随口定义中表达得最清楚，除非他是有意这样措辞的：“盘点我自己的精神家具（mental furniture）。”^[77]

这种复合装置为高尔顿提供了一个科学性的智性模型，一个智性劳动的机械模型。此外，这种智性也符合哲学实在论的逻辑。高尔顿认为，他的复合装置驳倒了人类科学的唯名论方法，确凿地证明了不同种族类型的实在性。这相当于一种本质主义的种族体质人类学。^[78]

因此，高尔顿将描绘了“犹太人类型”（the Jewish type）的照片视为他最成功的复合作品，也就不足为奇了。卡尔·皮尔逊认为，在人类学界尚未对现代犹太人的种族或民族特征达成明确共识的这一历史背景下，高尔顿创作的这幅图像堪称“复合摄影的里程碑”：“我们都了解犹太男孩，高尔顿的肖像术把他带到我们面前，其方式只有伟大的艺术作品才能与之相当，甚至难以超越，因为艺术家只能就单个模特加以理想化。”^[79]这种喝彩本已够不祥，回过头来看，如果考虑到从英美优生学到国家社会主义种族理论（Rassentheorie）^㉗的影响脉络，这种喝彩声的险恶就更甚了。^[80]

直到约 1915 年，高尔顿的复合法一直享有着广泛声誉。尽管复合法起源于种族本质论的论述，但它却被用来表达各种各样的观点，其中一些就更倾向于“教养”而非“天性”。例如，刘易斯·海因（Lewis Hine）在 1913 年为工厂女工们拍摄了大量的粗糙的复合照片，显然就是为了描绘工厂的工作条件对年轻人身体的普遍影响。亨利·戈林（Henry Goring）在《英国罪犯》（The English Convict）中比较了两类复合像：一类来自徒手绘画，另一类由罪犯头颅照片描摹而成。借助这项比较，他从犯罪学内部有力驳斥了龙勃罗梭那种以“会泄密的头骨”为据的天生罪犯理论。哈维洛克·埃里斯（Havelock Ellis）曾在《罪犯》一书中使用了徒手绘画的复合像进行了面相学分析。^[81]徒手画像与用罪犯头颅照描摹出的画像之间的差异揭示了埃里斯所用的图片有很大程度上的夸张失真。海因与戈林始终相信着相机的客观性。然而，随着光学经验主义模式的普遍消亡，高尔顿那将相机与统计表相结合的做法也濒临灭绝。摄影仍在继续为科学服务，但不再是以那么宏大与显赫的方式了，因此对真理的宣称也更为谦虚（常常是更加随意）了，在社会科学的边缘领域更是如此。

回头看，高尔顿式复合像可以被视为档案的坍缩形态。在这个模糊的构型中，档案试图作为一幅强有力的单一影像而存在，而单一影像则试图获得档案的权威，即一般的、抽象性的命题（proposition）。高尔顿无疑是档案方法之扩展与精细化的一名高声鼓吹者。他呼吁读者“定期为自己和孩子拍摄照片与进行日常测量，并形成这种家庭习惯”，由此积极推动以遗传学为目的的家庭自我监视（familial self-surveillance）。^[82]他仿效的是英国海军部卷帙浩繁的水手登记册。在这里，优生学又一次仿效了军事。高尔顿于 1884 年设立了一个人体测量实验室，先是在国际健康博览会上，后来又搬到了南肯辛顿的科学博物馆里。九千名参观者都进行了测量，每位参观者支付三四便士，以换取为高尔顿的优生学研究贡献数据的“殊荣”。^[83]

虽然结婚多年，但高尔顿并未有后代。相反，他留下了大量的文献档案。皮尔逊为高尔顿所写的那部法老陵墓般浩大的传记的一个奇特之处就在其中的大量摄影插图，其中不仅包括高尔顿的许多摄影实验，还包括一本由较私人的照片组成的、时断时续的家庭相册。

优生学乃一种乌托邦意识形态，但这种乌托邦主义是受社会衰退与衰竭感所启发的，也被这种感觉所萦绕着。凯特勒以乐观态度看待平均问题，在平均值中找到了道德与美学的典范。高尔顿的优生学则希望改良人种，但初步探索之后，他发现优生培育的种系会一代代向均值回归，最终归于“平庸”；这一发现始终制约着他的愿景。^[84]于是，绝对种族改良的幻想，被一种想必如同生物熵的东西萦绕着。^[85]后来，到了 20 世纪，优生学只在其否定模式中以残酷的确定性运作：对“他者”施行绝育与灭绝。

最后，我们能对唯名论侦探贝蒂永与本质主义的生物统计学家高尔顿所遭遇并“解决”的摄影难题得出什么结论呢？与他们同时代的美国哲学家兼符号学家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区分了两类符号：一类以指示方式（indexically）指代对象，另一类以象征方式（symbolically）运作。^㉘就照片是“对象辐射的结果”而言，它们是“指示符号”（indexical sign），所有记录物理痕迹的符号也是指示符号。而象征符号则是通过约定俗成的规则来表示的。在皮尔士的体系中，一般的言语语言（verbal language）和所有的概念思维都是象征的（symbolic）。^[86]自相矛盾的是，通过把照片从属于语言肖像的言语文本的方式，贝蒂永驯服了照片，但却仍然保持着一种与意义的指示结构（indexical order）的结合。照片不过是其偶然个例的物理痕迹。高尔顿在寻求对光学的神化（apotheosis）时，试图将指示性的摄影复合提高到象征（symbol）的层次，从而通过偶然实例的堆积来表达一般法则（general law）。高尔顿的这一做法在无意中讽刺了归纳理性（inductive reason）。复合像并不通过体现误差定律来表意；它之所以能够表意，是因为在修辞层面被并入（rhetorically annexed）了这一定律。高尔顿的志向虽然是科学主义的，却与另一批抬升摄影地位的人，即摄影分离派的新象征主义者们，并无二致。高尔顿与斯蒂格利茨想要的都不止于痕迹：他们要的是某种足以匹敌乃至超越想象性、概括性智力之抽象能力的东西。在这两种情形下，那种被人们热切相信是从符号的“有机”性质中涌现出来的意义，事实上是由一种隐藏的框取惯例所认证的。另一方面，贝蒂永（或至少是他的下属们）则始终把眼睛和鼻子贴在地面上嗅探。以他的一位传记作者亨利·罗兹（Henry Rhodes）的偏颇且或许微不足道的观点来看，这使得他成为了“在欧洲最领先的摄影师。”^[87]尽管诸多差异存焉，但贝蒂永与高尔顿都沉浸在了一种企图中，在一个抽象统计程序俨然提供了通往社会真理与社会控制之坦途的历史语境中，保护一种古老的真理光学模式的价值。

III

贝蒂永发明了第一个严谨的照片档案编目与检索系统。贝蒂永的唯名论识别系统与高尔顿的本质主义类型学系统，不仅构成了实证主义试图通过摄影来规范社会越轨的两极，也构成了试图规范照片中的语义交流（semantic traffic）的两极。贝蒂永试图将照片嵌入档案。高尔顿试图将档案嵌入照片。虽然他们的项目是专业的与独异的，但这些科学警务与优生学先驱为官僚处理视觉文献制定了通用规范。不同寻常的是，迄今为止，已被写就的摄影史很少提及他们的工作。我怀疑，这与某种资产阶级学者面对现代化“脏活”时的讳莫如深有关，尤其是当摄影作为一门纯艺术的地位受到威胁时就更是如此了。^[88]更不寻常的是，已被写就的社会纪实摄影史也没有将警察纳入讨论范围。此处的问题即是对某种自由人道主义的神话的维护，即社会关切摄影（socially concerned photography）那完全良性的起源。^[89]

大约在 1880 至 1910 年间，档案成为了摄影意义中占主导地位的制度性基础。从艺术史到军事情报，越来越多的经验性学科将摄影档案置于中心。^[90]贝蒂永已经证明，他的模式可用于警务目的，但其他学科面临的图像编目问题却与之大相径庭。新出现的目录学科学为这些庞大而无序的照片收藏提供了乌托邦式的分类模型。在这方面，贝蒂永又一次先知先觉了，他努力将罪犯身体的多重符号简化为文字速记与数值系列。1895 年至 1910 年间，围绕摄影与目录学方法的国际化和标准化，先后举行了多场彼此独立却又相互关联的大会。会上有人建议，按照美国图书管理员梅尔维尔·杜威（Melvil Dewey）在 1876 年发明的十进制系统，依主题为照片编目。光学经验主义萦留未散的威望，仍足以确保可拍摄之物的疆域被视为与一般知识的疆域大致重合。国际参考文献协会建立在 18 世纪百科全书派的普遍主义（universalist）逻辑之上。但是，与科学实证主义时代的凯旋年代和官僚理性化的初兴年代相称的是，一种浮夸的文书思维方式现在已经开始扎根了。^[91]

新的科学目录学家们阐述了一种操作主义的知识模型，其基础是由数值速记码确立的“一般等价”。这是个规范与加速文本流动的系统，与泰勒主义的逻辑有着深刻联系。国会图书馆这座供奉民主与帝国知识的美国布杂风格神殿，恰恰建造于目录学理性化的这一时期；它的主阅览室与全景敞视监狱如此相像，建筑外缘还饰有三十三个不同种族类型的“民族志头像”，这还令人惊讶吗？^[92]或者，同一家美国制造公司既生产贝蒂永档案柜，也生产商用文件柜与图书馆卡片目录柜，这是否又会让人惊讶？^[93]

摄影既是目录学理性化的对象（object），也是其手段（means）。后一种可能性源于文献微缩胶片复制技术的发展。正如照片可以被文本领域吸收一般，文本也可以被照片领域所吸收。若说摄影仍保有作为通用语言的声望，那么这种声望越来越依赖于它同图书馆内部文本范式的结合。^[94]

虽然并非以人们所期望的百科全书式的方式，但新摄影百科全书派学者的宏大志向最终仍得以实现了。随着知识学科的日益专业化，档案倾向于保持住其隔离状态。尽管如此，主流摄影文化的确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档案模式来获取自身的合法性。特别是在新型的大众媒介中，档案幽影般的在场，为单张照片的真理宣称提供了认证。任何具体的组合构型（syntagmatic configuration）的权威都是由档案的百科全书式权威所支撑的。举个例子就够了。像 Keystone Views 或 Underwood and Underwood 这样的公司成系列地出版了短小的图组，尽管单个的图片序列通常是按照叙事逻辑组织的，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整体的结构并不以叙事范式为依据，反而是以档案范式为依据的。毕竟，序列是可以被重新排列的；它的时间性并不确定，叙事性也相对较弱。这种话语的快乐未必植根于叙事，而在于档案游戏、在于替换、在于一种贪婪的光学百科全书主义。总有更多的影像可以从不停扩张的、遍布全球的图像收集机构那里，以一定的价格买过来。^[95]

档案理性化（archival rationalization）对摄影的工具性实在论模式来说是至为紧要的，这些模式旨在直接或间接地服务于对其指称对象的实际改造或操纵。在摄影的档案模式与摄影现代主义的出现之间能否找到一些联系？自觉的现代主义实践在多大程度上适应了档案的模式？现代主义者在多大程度上自觉或不自觉地抵制抑或颠覆了档案的模式——这种模式往往把摄影师贬为细部工人，为一部超出其掌控的装置供应碎片化的影像？对这一问题的详尽回答显然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不过，我们可以勾勒出几条临时研究思路。

摄影分离派的原现代主义（protomodernism）及其隶属的运动大约持续到了 1916 年，可以看作是一种通过基于手工生产的回避与否认策略来抵抗档案模式的尝试。无论就影像还是就作者而言，优雅的少数都与机械化的多数相对立。借用美国社会学家托尔斯坦·维布伦（Thorstein Veblen）1899 年提出的说法，这种策略要求大摇大摆地展示“手工劳动的尊崇标记”。^[96]然而，1916 年以后，具有美学志向的摄影师们放弃了绘画性，转而采用了更接近工具性实在论和档案范式的图像修辞。可以理解的是，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摄影话语中，出现了对档案的各种彼此矛盾的态度。有些现代主义者接受了档案范式：奥古斯特·桑德（August Sander）就是一例。另一些人则通过对摄影分离派的反实证主义与反理性主义进行现代主义式的重做来抵制档案范式：后来的斯蒂格利茨与爱德华·韦斯顿（Edward Weston）就是明显的例子。

沃克·埃文斯对档案模式所作的回应在诸多方面而言都是最为精密也最富智性的。埃文斯的成书照片序列，尤其是 1938 年的《美国影像》（American Photographs），可被解读为将序列的“诗意”结构同档案模式相对照的尝试。埃文斯在书的开头写了一篇卷首语，向拥有其照片版权或授权的各家档案馆重新索回（reclaim）他对照片的权利。^㉙[97]此外，书中的第一张照片《证件照相馆，纽约，1934 年》（License-Photo Studio, New York, 1934），描绘了档案模式和工具性模式在 20 世纪 30 年代向大都市日常生活空间扩散的场景。我们现在知道，埃文斯在拍摄本书中的照片期间，对警务照片非常着迷。在题为“1930 年代的纽约社会”（New York society in the 1930s）的简短主题列表中，有一条重要注释；它带有下划线，像电报一样简洁：“这个项目，需要取得嫌犯头像照卡片。”^[98]当然，埃文斯在 20 世纪 30 年代末与 40 年代初拍摄的地铁照片证明了他与警探的经验方法进行了精细的对话。埃文斯自诩为“闲逛者”（flâneur），并且在晚年将他的感受力同波德莱尔相提并论。尽管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曾指出，“无论闲逛者踏上哪条路，每条路都会将他引向犯罪”^[99]，但埃文斯避开了这场最后的约会。埃文斯在 1971 年的一次访谈中明确描述了这次最后的迂回（detour）。他特别注意把自己的“纪实风格”（documentary style），同“警方拍摄的谋杀现场照”这类“字面意义上的文献”（literal document）区分开来。^[100]他强调，任何有意义的艺术摄影作品都必须具备诗意超越（poetic transcendence）的元素。年迈的埃文斯被一套自身便怀有档案律令的策展装置，改造成了现代主义天才的元老，他再也无法辨认出自己早期系列作品中的反档案与好斗立场了。埃文斯被迫退回一种有机论的风格观念，去寻找那种精致的风格意义剩余：它将担保他的作者身份，而一般说来，也正是它把艺术摄影师与仆从等级制中的一名跑腿区分开来。

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出现，许多摄影师放弃了对风格性超越（stylistic transcendence）的严肃承诺，却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多大程度上与埃文斯的社会宿命论站在一起，也就是认同现存社会秩序具有永恒性。然而，现代主义也提供了其他模式，包括一些更加激进但同样富有智性的摄影实践模式。想想卡米耶·里赫特（Camille Recht）对尤金·阿杰（Eugène Atget）摄影作品的解读，后者被认为是埃文斯自己的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存在。里赫特评论了“让我们想起警方拍摄的犯罪现场照”的室内景象，又评论了“证明了居住问题的工人公寓的照片”。在里赫特看来，“婚床与避无可避的烟囱”的紧邻，为剥削性的社会形态下的日常生活提供了既悲凉又幽默的证词。^[101]这种对揭示性细节，即那指向强权者系统性罪行的借喻性^㉚碎片的强调，将在本雅明的写作中得到重复与提炼。我们习惯于把本雅明同蒙太奇理论及其实践联系起来，这往往遮蔽了另一面：他的现代主义在多大程度上建立于一种经验主义模式，建立于对细节的细致而独异的观察。^[102]这种模式既可以将摄影师视为蒙太奇师（monteur），也可以将摄影师视为革命间谍，或更“体面地”将其视为工人阶级的批判性的记者。

这篇文章本可以就此收束：以这样一幅现代主义如何回应工具实在论档案之先期制度化的速写作结。社会史会引向艺术史，我们则将实现档案的安全封存。不幸的是，贝蒂永与高尔顿仍然与我们同在。“贝蒂永”活在国家安全体制的运作中，活在日常生活与地缘政治领域所特有的那密集且广泛的监视状况下。“高尔顿”则活在生物决定论重振的权威之中，此权威就建立在西方民主国家右派们日益增强的霸权之上。也就是说，高尔顿活在里根主义（Reaganism）、撒切尔主义（Thatcherism）和法国国民阵线（French National Front）的新斯宾塞主义（neo-Spencerian）宣言中。^[103]高尔顿的幽魂亦现身于一些新的生物技术的新优生主义（neoeugenicist）意涵中。

这些都是政治问题。因此，在美学领域也能听到它们的回响。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美国，有许多作品——主要是电影与录像作品——对生物决定论和警察的特权（prerogative）都持有激进立场。玛莎·罗斯勒（Martha Rosler）的录像“歌剧”《一位公民的生命统计数据，易得》（The Vital Statistics of a Citizen, Simply Obtained, 1976）作为女性主义对凯特勒和高尔顿的常态化遗产的讽喻性攻击，至今威力不减。另一些更具唯名论色彩的作品，则在反证词与反监视的层面上向警察发起了迎击。在此，我想到了一些纪录片：霍华德·格雷（Howard Gray）与迈克尔·阿尔克（Michael Alk）的《谋杀弗雷德·汉普顿》（The Murder of Fred Hampton, 1971）、辛达·菲尔斯通（Cinda Firestone）的《阿蒂卡》（Attica, 1973）以及太平洋街电影小组（Pacific Street Film Collective）的《红色小队》（Red Squad, 1972）。在充斥着各种所谓“新面相学”的当代艺术领域，这些作品往往是被遗忘或被忽视的。身体变本加厉地回归了。这次回归，其浓重的表现主义性格，使面相学的科学主义与种族主义根基显得颇为遥远。然而，在摄影之中，这种血统更难被压制。在一个尤其令人不安的例子中，这种再度回归的身体在其构造上特别有高尔顿的风格。我指的是南希·布尔森的电脑生成复合像。包裹着它的那套宣传话语，在对控制论真理的拜物式迷信、和执意留驻于光学与有机体的孤注渴望上，愚蠢得骇人；若不是它那自鸣得意的科学主义，本可对之一笑置之。对艺术家或评论家而言，不承认这些程序的历史语境和结果就去复兴生物社会类型学（biosocial typology）方法，往好了说是天真，往坏了说就是玩世不恭。^[104]

然而，出于某种国际主义的利害关系，我想以一个故事作为结尾。这个故事将我们带出了当代艺术的现场，也将我们带离后现代主义作者那同时被吹胀又已泄气的形象。这则轶事或许能让人体会一种自下而上的摄影实践的艰辛与两难，一种在警察巡逻的地面上展开的摄影实践。1967 年，一名叫欧内斯特·科尔（Ernest Cole）的年轻南非黑人摄影师，在美国出版了一本名为《束缚之家》（House of Bondage）的书。科尔的书与他的故事都很引人注目。为了拍摄南非社会的广阔图景，科尔首先不得不把自己的种族分类从黑人改成有色人种。这绝非易事：在那个身份管理局林立的世界里，官员们熟练掌握一套细密的官僚分类法，连不同种族和族群不经意流露的姿态也被纳入其中。他以自己的一套描述策略反击了这部装置（它或许是世上最后一个面相学统治系统）：为种族隔离的多重通道里的各个检查站绘制出地图。

科尔的拍摄发生在南非政治相对“平静”的时期，也就是 1960 年沙佩维尔大屠杀（Sharpeville massacre）与 1976 年索韦托（Soweto）学生起义之间。在主要的反对派团体被取缔后，黑人反抗运动已经支离破碎，转入地下状态。当时，他发现了一个有限的、据他自己的说法是“有问题的”抵抗者形象：过着小偷小摸的生活的黑人小混混（或阿飞）。科尔拍下了阿飞们抢夺一名白人工人工资信封的场面，以及一名白人男子掌掴一名黑人乞丐儿童的场景。他还常常拍摄黑人在获准行走的区域外因通行证（passbook）^㉛问题被逮捕的照片。不出所料，科尔对权力的日常流动、生存与罪犯抵抗的记录给他带来了法律麻烦。警察多次盘问他，认为他带着偷来的摄影器材。最终，他在拍摄因通行证导致的拘押时被拦下来了。他被要求解释自己的行为，科尔声称，自己正在拍摄一部有关青少年犯罪的纪录片。警方（彼时与现在一样，靠一个无孔不入的线人系统运作）觉察出他在犯罪学上的潜质，便邀请他入伙。此时，科尔决定尽快离开这个国家。《束缚之家》正是由他偷运出南非的底片编成的。于流亡期间出版了这本书后，科尔就从职业摄影记者界消失了。^[105]

科尔的例子表明，我们最好避开过分铁板一块的实在论概念。尽管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为了讽刺列宁主义认识论而说过，“知识不像国家警察那样，有一个案犯照片陈列室”，但并非所有的实在论都一定会落入警察之手。^[106]若我们要倾听并与被压迫和被剥削者们的复调证词团结一致，我们就应当认识到，其中的一些证词，就像科尔的那般，会采用视觉文献的模糊形式，即关于野蛮的“微观物理学”的文献。这些文献很容易落入警察或其知识分子辩护士手中。作为身处全球权力体系边缘而非中心的艺术家与知识分子，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尽力避免这些证词被更具权威性、更为官方的文本所注销。

注释

[1] 引自 Helmut and Alison Gernshiem, L. J. M. Daguerre, New York, 1968, p. 105 (italics in orginial).

[2] The Metropolitan Police Act, 1839, in Halsbury’s Statutes of England, vol. 25, London, Butterworth, 1970, p. 250. 有关 19 世纪议会关于犯罪与惩罚的辩论的摘要，见 Catalogue of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Dublin, Irish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58-73. 关于国家博物馆的历史，见 Michael Wilson, The National Gallery: London, London, Philip Wilson Publishers.

[3] William Henry Fox Talbot, The Pencil of Nature, 1844, facsimile edition, New York, Da Capo, 1968, pl. 6, n.p.

[4] Ibid., pl. 3.

[5] 这种新的趣味阶层要求肖像劳务市场按照工业路径进行重组，对摄影在这种新的趣味阶层中的角色最为清晰与乐观的认识出现在伊丽莎白·伊斯特莱克（Elizabeth Eastlake）的一篇未署名评论中，见 Elizabeth Eastlake, “Photography,” Quarterly Review, vol. 101, no. 202(April 1857), pp. 442-468.

[6] 见 Michel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trans. Alan Sheridan, New York, Pantheon, 1977, 以及,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 I: An Introduction, trans. Robert Hurley, New York, Pantheon, 1978.

[7] 任何旨在识别目标的照片，如军事侦察照片，都是按照同样的通用逻辑运作的。见我 1975 年发表的文章“The Instrumental Image: Steichen at War”, in Photography against the Grain: Essays and Photo Works, 1973-1983, Halifax, The Press of the Nova Scotia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 1984.

[8] 霍布斯的《利维坦》（1651）为构建特定的资产阶级主体提供了理论依据。麦克弗森（C. B. Macpherson）认为，霍布斯对本质上具有竞争性的个体人类之 “天性” （nature）的公理化假设，实际上是处于发展中的市场社会所特有的，而且是人类劳动能力日益以可转让商品的形式出现的市场社会所特有的。正如霍布斯所说， “一个人的价值或财富，就像所有东西一样，是他的价格；也就是说，他的力量使用多少，他的价值或财富就给多少；因此，价值或财富不是物质的，而是取决于他人的需要和判断的。” (Thomas Hobbes, Leviathan,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68, Chap. 10, pp. 151-152. 见 Macpherson 为这一版本写的序言以及他的 Political Theory of Possessive Individualism: Hobbes to Lock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把霍布斯说成是“资产阶级肖像”的理论家未免牵强，但值得注意的是，他是如何从戏剧隐喻的角度来界定个人自律以及通过契约义务放弃自律，从而区分 “作家”和“行动者”这两类人的（Leviathan, Chap. 16, pp. 217-218.）。象征表征与政治法律表征之间的类比是他思想的核心。（可以写一部有趣的肖像摄影史，讲述摄影师与被摄者之间的霍布斯式斗争，无论是在肖像拍摄过程中，还是在随后对肖像照片的收受过程中。） 此外，《利维坦》的序言采用了寓言式肖像的形式。联邦或国家在字面上体现为一个君主的形象，他是个“人造人”，其躯体本身是由众多躯体组成的，所有这些躯体都将其个人权力的一部分让渡给联邦，以防止因肆无忌惮地追求“自然”欲望而不可避免地引发内战。因此，“利维坦”的“身体”是一种压力容器（pressure vessel），里面装着爆炸性的自然力量。这幅图也许是第一次尝试用视觉方式描绘社会领域。因此，它与十九世纪为新社会科学概念模型构建视觉隐喻的尝试产生了明确的共鸣，尽管这种共鸣通常是间接的。

[9] “功利主义学说……从根本上说只是对十七世纪制定的个人主义原则的重申：边沁是建立在霍布斯学说基础上的。”(C. B. Macpherson, Political Theory of Possessive Individualism, p. 2.)

[10] Jeremy Bentham, "A Fragment on Government" (1776), in Mary P. Mack, ed., A Bentham Reader, New York, Pegasus, 1969, p. 45.

[11] 引自 Helmut Gernsheim, The History of Photography: From the Camera Obscura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Modern Era, New York, McGraw-Hill, 1969, p. 239.

[12] Marcus Aurelius Root, The Camera and the Pencil, 1864, reprint, Pawlett, Vermont, Helios, 1971, pp. 420-421.

[13] “全景敞视监狱”（The Panopticon）或“监视屋”（Inspection House）是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于 1787 年提出的一项建议，旨在建立一个适用于监狱、工厂、劳改所、收容所和学校的社会纪律建筑系统。全景敞视监狱的实施原则是隔离和永久监视。囚犯们被关在一圈圈单独的牢房里。由于无法看到中央瞭望塔，他们只能认为自己一直被监视着。（正如霍布斯在一个多世纪前所说，“具有权力的声誉也是一种权势”）。边沁在其提案的著名开场白中大肆宣扬了这一计划的好处：“道德的改革—健康的持存—工业的振兴—教育的普及—公共负担的减轻—经济就像坐在岩石上一样—所有这一切都源于一个简单的建筑理念。” （John Bowring, ed., The Works of Jeremy Bentham, vol. 4, London, Simpkin, Marshall, 1843, p. 49（）在边沁那里，监视原则具有明确的工业资本主义特征：他的监狱是以私人承包囚犯劳动为基础的盈利机构。边沁是一个典型的效率专家。（关于最后两点，分别参见 Gertrude Himmelfarb, "The Haunted House of Jeremy Bentham," in Victorian Minds, New York, Knopf, 1968, pp. 32-81; and Daniel Bell, "Work and Its Discontents," in The End of Ideology: On the Exhaustion of Political Ideas in the Fifties, Glencoe, Illinois, Free Press, 1960, pp. 227-274.) 在福柯看来，“全景敞视监狱”是现代规训权力的核心隐喻，它以隔离、个别化和监督为基础（Discipline and Punish, pp. 195-228）。福柯将“监狱的诞生”追溯到 19 世纪 40 年代，而此时摄影术刚刚出现，并带来了其所有的工具性承诺。鉴于福柯作品中的核心光学隐喻，对规训系统后续发展的解读理所当然地需要考虑到摄影。约翰·塔格（John Tagg）以福柯的视角论述了英国早期警察和精神病学摄影的“全景敞视监狱”特征。虽然我经常支持他的论点，但我不同意他的这一论断，即随着摄影技术的发展，全景敞视监狱的“笨重的建筑”（cumbersome architecture）变得多余了。（"Power and Photography: Part 1, A Means of Surveillance: The Photograph as Evidence in Law," Screen Education, no. 36 [Winter 1980], p. 45.) 这似乎赋予了摄影过多的权力，并暗示统治的运作完全依靠视觉表征的力量。认为照相机取代了监狱的说法有点夸张。边沁的计划从未以他提出的形式实现，这或许是造成混乱的原因之一；模型比已实现的项目更容易被转化为隐喻。一旦话语转向隐喻，用摄影隐喻代替建筑隐喻就变得轻而易举。我在这里的主要观点是，任何对规训机构历史的考察都必须认识到，在追溯监视的重要性以及禁闭（confinement）持久的重要性时，所涉及的物质撞断是多种多样的，有些甚至是具体的。毕竟，边沁的提议在 19 世纪出现的牢房和单独监禁系统中得到了部分实现。至少有一座“真正的”全景敞视监狱建成：伊利诺伊州的斯塔克威尔（Stateville）监狱，建于 1916 年至 1924 年之间。(有关早期监狱历史的著作，参见 D. Melossi and M. Pavarini, The Prison and the Factory Origins of the Penitentiary System, trans. Glynis Cousin, London, Macmillan, 1981; David Rothman, The Discovery of the Asylum: Social Order and Disorder in the New Republic, Boston, Little, Brown, 1971; 以及 Michael Ignatieff, A Just Measure of Pain: The Penitentiary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1750-1850, London, Macmillan, 1978. ) 当然，监狱建筑和监狱在大环境中的空间定位仍然是至关重要的问题。特别是在美国，经济危机和里根式的司法强硬导致监狱人口创下新高，这些都是美其名曰“公共政策”的首要问题。事实上，当前雄心勃勃的监狱建设浪潮至少导致了一次（后现代？）全景敞视监狱模式的回归。弗吉尼亚州新蒙哥马利县拘留中心是由监狱建筑师詹姆斯·凯斯勒（James Kessler）根据“吊舱式/直接监管”（podular/direct supervision）的“新”原则设计的。在这个缩小版的活动室版全景敞视监狱中，囚犯们可以看到中央控制室，从那里可以不断地观察他们。(见 Benjamin Forgey, "Answering the Jail Question," The Washington Post, August 2, 1986, pp. G1-G2).

[14] 关于摄影档案范式的早期讨论，见 Rosalind Krauss, "Photography's Discursive Spaces: Landscape/View," The Art Journal, vol. 42, no. 4 (Winter 1982), pp. 311-319; and Allan Sekula, "Photography between Labour and Capital," in B. Buchloh and R. Wilkie, eds., Mining Photographs and Other Pictures: Photograph s by Leslie Shedden, Halifax, The Press of the Nova Scotia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 1983, pp. 193-268.

[15] John [sic] Caspar Lavater, Preface to Essays on Physiognomy Designed to Promote the Knowledge and the Love of Mankind, vol. 1, trans. Henry Hunter, London, J. Murray, 1792, n.p.

[16] 引自 Louis Chevalier, Labouring Classes and Dangerous Classes in Paris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rans. Frank Jellineck, London, Routledge, 1973, p. 411.

[17] 除了此处引用的谢瓦利埃，还可以参见瓦尔特·本雅明 1938 年的文章 "The Paris of the Second Empire in Baudelaire," in Charles Baudelaire: A Lyric Poet in the Era of High Capitalism, trans. Harry Zohn,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3, pp. 35-66. 也见 Judith Wechsler, A Human Comedy: Physiognomy and Caricature in Nineteenth-Century Pari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关于颅相学的具体历史，见 David de Guistino, Conquest of Mind: Phrenology and Victorian Social Thought, London, Croom Helm, 1975; and John Davies, Phrenology:Fad and Scie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5.

[18] Lavater, vol. 1, p. 13.

[19] Davies, p. 38.

[20] 关于带插图的精神病学案例研究的历史，请参见 Sander Gilman, Seeing the Insane, New York, J. Wiley, 1982.

[21] Eliza Farnham, "Introductory Preface" to Marmaduke Sampson, Rationale of Crime and its Appropriate Treatment, Being a Treatise on Criminal Jurisprudence Considered in Relation to Cerebral Organization, New York, Appleton, 1846, p. xiii.

[22] 对这一在法国出现的系统的解读，可以参见 Jacques Donzelot, The Policing of Families, trans. Robert Hurley, New York, Pantheon, 1979. 唐泽洛特似乎将“监护式的”（tutelary）社会管理模式的出现过多地归咎于妇女。有关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对唐泽洛特的批判见 Michelle Barrett and Mary McIntosh, The Anti-Social Family,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82.

[23] Sampson, p.175.

[24] 见 Madeline Stern, "Mathew B. Brady and the Rationale of Crim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vol. 31, no. 3 (July 1974), pp. 128-135; and Alan Trachtenberg, "Brady's Portraits," The Yale Review, vol. 73, no. 2 (Winter 1984), pp. 230-253.

[25] 对这点的讨论见 Michel Foucault, "Prison Talk," in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 ed. Colin Gordon, New York, Pantheon, 1980, p. 46.

[26] Oliver Wendell Holmes, "The Stereoscope and the Stereograph," Atlantic Monthly, vol. 3, no. 20 (June 1859), p. 748. 有关这一问题的更广泛的讨论，见我 1981 年的文章, "The Traffic in Photographs," in Photography against the Grain, pp. 96-101.

[27] François Arago, letter to Duchâtel, in Gernsheim, Daguerre,p. 91.

[28] 见 Ian Hacking, "How Should We Do the History of Statistics?" Ideology and Consciousness, no. 8 (Spring 1981), pp. 15-26; 以及 "Biopower and the Avalanche of Printed Numbers," Humanities and Society, vol. 5, nos. 3-4 (Summer and Fall 1982), pp. 279-295.

[29] Adolphe Quetelet, A Treatise on Ma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is Faculties, trans. R. Knox, Edinburgh, Chambers, 1842, p. 6.

[30] Karl Marx,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trans. Ben Fowkes, London, New Left Books, vol. 1, 1976, pp. 440-441.

[31] Chevalier, p. 10.

[32] Adolphe Quetelet, Lettres sur la théorie des probabilités, Brussels, Académie Royale, 1846. (Letters on the Theory of Probability, trans. O. G. Downes, London, Layton, 1849). 也可见 Georges Canguilhem, On the Normal and the Pathological, trans. Carolyn Fawcett, Boston, Reidel, 1978, pp. 86-104.

[33] Quetelet, Treatise on Man, p. 100.

[34] 见注 8。当然，凯特勒对社会领域的极端决定论观点与霍布斯提出的人类关系契约模式截然相反。

[35] 见 George Mosse, Toward the Final Solution: A History of European Racism, New York, Fertig, 1978, pp. 17-34.

[36] 见 Adolphe Quetelet, Anthropométrie, ou mesure des différents facultés de l'homme, Brussels, Muquardt, 1871. 1855 年后，凯特勒患上了失语症，他后来的作品往往重复且不连贯（见 Frank H. Hankins, Adolphe Quetelet as Statisticia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08, pp. 31-32). 关于人体测量学与种族科学的交集，见 Stephen Jay Gould, The Mismeasure of Man, New York, Norton, 1981.

[37] Quetelet, Treatise on Man, p. v.

[38] 凯特勒的立场与唯心主义美学理论之间的关联，在某些方面显得十分奇特。“平均人”可以说是康德的私生子。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描述了根据经验构建人类美的“基准理念”的心理基础，他认为“ 想象力善于（尽管不充分有意识地）让一个肖像仿佛叠加在另一个肖像上，并通过同一种类的多个肖像的一致而得出一个平均值，来用做一切肖像的共同标准。某人看见过上千的成年男子。如果他现在对能够以比较的方式加以估量的基准身材作出判断，那么，（在我看来）想象力就可以让大量肖像（也许就是所有那些上千的成年男子）相互叠加；而且如果允许我在这里使用光学描述的类比的话，在大多数肖像合并起来的那个空间中，以及在显示出涂以最浓重颜色的位置的那个轮廓之内，那个平均身材就将清晰可辨，它无论是按照高度还是按照宽度都与最大体形和最小体形最外面的边线等距离远；而这就是一个美男子的体型。” （Immanuel Kant, Critique of Judgement, trans.  J. H. Bernard, London, Macmillan, 1914, pp. 87-88. 塞库拉引用此处和中译本不完全一致，首句存在删节，中译以塞库拉的引用为准，参考了《康德三大批判合集》，李秋零译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年 9 月，第 735-736 页。） 这段话不仅可视为凯特勒的先声，也可视为——我们马上就会看到——高尔顿的先声。不过，康德很注意尊重适合不同种族的基准美的观念之间的差异。在经验层面上，他没有划分等级。此外，他还区分了以经验为基础的正常理念和“美的理念”，后者是根据道德观念构建的。可以说，凯特勒无意中混淆了康德对“基准理念”（normal Idea）和 “理念”的区分，从而在纯粹的量化基础上融合了美学和道德，为高尔顿的人类繁衍工程计划奠定了基础。 虽然孔德知道康德提出的以自然科学模式为基础的人类科学这一更具普遍性的建议，但“对所有哲学推断都很陌生”的凯特勒似乎从未读过康德的著作。(Joseph Lottin, Quetelet, statisticien et sociologue, Louvain, Institut superieur de philosophie, 1912, p. 367). 凯特勒一直将自己的计划比作视觉艺术家的作品，这无疑是理想主义美学与启蒙运动社会完美理论融合的象征。然而，更具体地说，凯特勒对艺术史的召唤——扩展到对古典雕塑的测量，以及按时间顺序排列的处理身体比例问题的艺术家的编年表——可以被视为一种合法化的手法，以避免有人指责他严格的决定论抹杀了基于自由意志的人类创造力的可能性。（这也是对“古人”和“现代人”的平均身体类型进行比较的一种尝试）。因此，凯特勒在他的灰色决定论中加入了一丝自圆其说的浪漫主义色彩。但这种手法也将视觉艺术家转变成了原科学家，将凯特勒与新兴的艺术现实主义话语联系在一起。（见他的 Anthropométrie, pp. 61-169. ）在这项工作中，凯特勒根据人体测量数据，绘制了一幅从婴儿到老年的平均体型图表。

[39] Gabriel Tarde, "Archaeology and Statistics," in The Laws of Imitation, trans. Elsie Parsons, New York, Henry Holt, 1903, pp. 134-135. （此文首次发表于 Revue philosophique, October 1883.）在同一篇文章的一个特别段落中，塔尔德将累犯的图形曲线与“燕子飞行在视网膜上划出的曲线”相提并论，隐喻在同一认识论范式中将贝蒂永的工作与生理学家艾蒂安·儒勒·马雷（Etienne Jules Marey）的工作联系起来，后者是人类和动物运动的连贯动作摄影师（chronophotographer）（同上，第 133 页）。

[40] Gabriel Tarde, Penal Philosophy, trans. Rapelje Howell, Boston, Little, Brown, 1912, p. 116.

[41] Alphonse Bertillon, Identification anthropométrique; instructions signalétiques, Paris, Melun, 1893, p. xiii. American edition, Signaletic Instructions, trans. R. W. Mclaughry, Chicago, Werner, 1896.

[42] Alphonse Bertillon, "The Bertillon System of Identification," Forum, vol. 11, no. 3 (May 1891), p. 335.

[43] Ibid., p. 331.

[44] Alphonse Bertillon, L’identité des recidivists et la loi de relégation, Paris, Masson, 1883, p. 11.

[45] Bertillon, Identification anthropométrique, pp. xvii-xviii.

[46] Ibid., pp. xxi-xxiii, lxxiv.

[47] Alphonse Bertillon, La photographie judiciare, Paris, Gauthier- Villars, 1890, p. 2.

[48] 1872 年，O. G. 雷兰德（O. G. Rejlander）建议使用耳朵的照片来识别罪犯。("Hints Concerning the Photographing of Criminals," British journal Photographic Almanac, 1872, pp. 116-117). 卡洛·金兹堡（Carlo Ginzburg） 指出，贝蒂永对耳朵“个体性”的关注与乔瓦尼·莫雷利（Giovanni Morelli）试图通过仔细研究不同画家对耳朵的描绘来构建一个艺术史本真性鉴定模型的想法不谋而合。("Morelli, Freud, and Sherlock Holmes: Clues and Scientific Method," History Workshop, no. 9 [Spring 1980], pp. 5-29).

[49] 见 Robert Nye, Crime, Madness, and Politics in Modern France: The Medical Concept of National Declin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49-96. 尽管奈伊只是顺带提到了贝蒂永的项目，但我还是依靠他的社会史来了解 19 世纪晚期法国犯罪学的政治。对贝蒂永的研究更直接相关的文献参见 Christian Pheline 的 L'image accusatrice (Paris, Cahiers de la Photographie, 1985), 遗憾的是，我是在这篇文章付梓之后才注意到它的。

[50] Bertillon, L'identite des recidivistes, pp. 2, 5.

[51] Henry Rhodes, Alphonse Bertillon: Father of Scientific Detection, London, Abelard-Schuman, 1956, p. 83.

[52] Bertillon, "The Bertillon System of Identification," p. 330.

[53] A. Bertillon and A. Chervin, Anthropologie métrique,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1909, p. 51. 同一篇文章还把二项式曲线的形状诙谐地比作“宪兵帽”。

[54] 贝蒂永（Bertillon）指出，到 1893 年，他的系统已被美国、比利时、瑞士、俄国、南美大部分地区、突尼斯、英属西印度群岛和罗马尼亚所采用 (Identification anthropométrique, p. Ixxxi)。贝蒂永的人体特征标示法说明手册（manuals of signaletic instructions）的译本也出现在了德国、瑞士、英国、秘鲁以及美国。关于贝蒂永系统在美国所受到的热烈欢迎，可参见唐纳德·迪尔沃思（Donald Dilworth）编的 Identification Wanted: Development of the American Criminal Identification System, 1893-1943 (Gaithersburg, Maryland,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efs of Police, 1977)。国际警察局长协会（IACP）推动了美国和加拿大那些地理上分散且市镇自治的警察力量普遍采纳“贝蒂永法”（Bertillonage），并促成在华盛顿特区建立了国家身份识别局（National Identification Bureau）。该机构于 1924 年并入联邦调查局（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加拿大通过 1898 年的《罪犯识别法案》采纳了“贝蒂永法”。）从 1898 年起，国际警察局长协会的一份名为《侦探》（The Detective）的准官方月刊，开始刊登通缉犯的贝蒂永测量数据和照片。这份出版物为衡量在接下来的二十五年里美国警方对贝蒂永系统和指纹系统的依赖比率，提供了一个合理的标尺。英国人抵制贝蒂永的方法，主要因为指纹系统源于英国。尽管如此，英国在 1896 年还是依据 1891 年的《刑事劳役法》（Penal Servitude Act），确立了对在押罪犯进行拍照、采集指纹和贝蒂永测量的规定 (Great Britain, Statutory Rules and Orders, London, H. M. Stationary Office, 1896, no. 762, pp. 364-365)。然而到了 1901 年，人体测量特征记录法（anthropometric signalment）即被废弃。 贝蒂永和高尔顿（Galton）曾就各自的系统相互抨击。贝蒂永指责高尔顿在指纹分类上遇到了困难 ("The Bertillon System of Identification," p. 331)。高尔顿则批评贝蒂永未能认识到身体各项测量数据是相互关联而非独立的变量，因此严重低估了测量数据重复的概率 (Francis Galton, Memories of My Life, London, Methuen, 1908, p. 251; see also his "Personal Identification and Description," Journal of the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vol. 18 [May 29, 1888], pp. 177-191)。 不过，这两人对发明权（authorship）的执念或许有些错位。卡洛·金兹堡（Carlo Ginzburg）在“Morelli, Freud, and Sherlock Holmes”一文中提出，整个理性化的罪犯身份识别事业，其实建立在对一种更大众化、更具推测性的经验主义的窃取之上，而后者根植于狩猎和占卜。1860 年，威廉·赫歇尔爵士（Sir William Herschel）从其殖民管理下的孟加拉农民的习惯做法中，挪用了指纹识别法。警察方法的源头在于金兹堡所描述的“低级直觉”（low intuition），这一点在贝蒂永的一段话中得到了隐晦的承认。他在那段话里主张施行严格科学的警务，同时却又援引了猎人这一明显前现代（premodern）的影像：“人类学，顾名思义，无非是人的自然史。难道猎人在任何时代不都对自然史感兴趣吗？另一方面，自然史学家身上不也带有些许猎人的特质吗？毫无疑问，未来的警察会将人类学和心理学的规则应用于他们那种特殊形式的追捕，正如我们那些机车工程师将力学和热力学定律付诸实践一样” ("The Bertillon System of Identification," p. 341)。 金兹堡提出了一种比约翰·塔格（John Tagg）所推进的模式更向多元性与抵抗性开放的观察与描述模型，而塔格则将所有文献（documentary）都归于全景敞视监狱（Panopticon）的范式之下 (Tagg, "Power and Photography," p. 55)。

[55] Thomas Byrnes, "Why Thieves are Photographed," in Professional Criminals of America, New York, Cassell, 1886, p. 53.

[56] Cesare Lombroso, "Introduction," to Gina Lombroso-Ferrero, Criminal Man New York, Putnam, 1911, p. xxv.

[57] 引自 Nye, p.104.

[58] Rhodes, p. 190.

[59] 见 Nye, pp. 97-131.

[60] Charles Marie Debierre, Le crane des criminels, Lyon and Paris, Storck and Masson, 1895, p. 274. 其他重要的插图作品出自意大利学派：龙勃罗梭 1876 年创作的《少年犯》（L’uomo delinquente）的法文版和意大利文修订版中都包含插图画册。（Paris, Akan, 1895 and Turin, Fratelli Bacca, 1896-97）这些画册中的犯罪类型插图取自为恩里科·费里（Enrico Ferri）编写的 Atlante antropologico-statistico dell'omicidio, Turin, Fratelli Bacca,1895.

[61] Havelock Ellis, The Criminal, London, Walter Scott, 1890.

[62] 例外是 David Green, "Veins of Resemblance: Photography and Eugenics," The Oxford Art Journal, vol. 7, no. 2 (1984), pp. 3-16.

[63] 见 Ruth Schwartz Cowan, Sir Francis Galton and the Study of Heredit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ew York, Garland, 1985.

[64] 见 Gareth Stedman Jones, Outcast London: A Study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lasses in Victorian Society, Oxford, Clarendon, 1971.

[65] Francis Galton, Hereditary Genius, London, Friedman, 1978, p. 342.

[66] Francis Galton, Inquiries into Human Faculty and Its Development, London, Macmillan, 1883, pp. 5-6.

[67] 高尔顿在 1878 年向人类学研究所宣读的一篇论文中对斯宾塞表示了认同，该论文摘录于 ibid., p.340. 斯宾塞之前未发表的 1846 年关于制作和叠加头部颅相学图的建议，《关于拟议的头颅图》之附录（On a Proposed Cephalograph），见 An Autobiography, vol. 1, New York, Appleton, 1904, pp. 634-638. 与凯特勒一样，斯宾塞似乎没有读过康德关于感性基准理念的著作，也没有读过任何其他主题的著作（见 David Wiltshire,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Herbert Spenc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67 ）。斯宾塞在评论柏拉图和霍布斯的作品集时阐述了他对等级社会分工的有机辩护： "The Social Organism," The Westminster Review, New Series, vol. 17, no. 1 (January 1860), pp. 90-121. 这个延伸的比喻甚至将血液循环与货币流通相提并论（第 111 页）。关于斯宾塞社会达尔文主义与优生学之间的联系，见 Greta Jones, Social Darwinism and English Thought, Sussex, Harvester, 1980。

[68] Galton, Inquiries, p. 17.

[69] Francis Galton, "On Generic Images,"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Institution, vol. 9 (1879), p. 166.

[70] Francis Galton, "Analytical Photography," Nature, vol. 18 (August 2, 1890), p. 383.

[71] 高尔顿在 1878 年一篇于人类学研究所（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宣读的论文中承认了斯宾塞（Spencer）的观点，该文摘录于 (ibid., p. 340)。斯宾塞于 1846 年提出的一份此前未发表的、关于制作并叠加头部颅相学图（phrenological diagrams）的提案，题为“关于拟议的头颅记录仪”("On a Proposed Cephalograph")，可见于其自传的附录中 (An Autobiography, vol. 1, New York, Appleton, 1904, pp. 634-638)。 与奎特雷一样，斯宾塞似乎没有读过康德关于平均类型之观念的论述，就此而论，也未读过任何其他主题的论述 (见 David Wiltshire,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Herbert Spenc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67)。斯宾塞在一篇评述柏拉图与霍布斯著作集的文章中，阐明了他对等级制社会分工的有机论辩护: "The Social Organism," The Westminster Review, New Series, vol. 17, no. 1 (January 1860), pp. 90-121。这一扩展的隐喻甚至将血液循环与货币流通相提并论 (p. 111)。关于斯宾塞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与优生学之间的关联，可参见格里塔·琼斯（Greta Jones）的著作 Social Darwinism and English Thought (Sussex, Harvester, 1980)。

[72] Galton, Inquiries, p. 14.

[73] Ibid., p. 15.

[74] Francis Galton, Essays in Eugenics, London, Eugenics Education Society, 1909, pp. 8-9, 62.

[75] Galton, "Generic Images," p. 169.

[76] Galton, Inquiries, p. 183.

[77] Ibid., p. 182.

[78] Galton, "Generic Images," pp. 163-164.

[79] Karl Pearson, The Life, Letters and Labours of Francis Gallon, vol. 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4, p. 293.

[80] 有关优生学在纳粹政策中的作用，见 Allan Chase, The Legacy of Malthus: The Social Costs of the New Scientific Racism,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0, pp. 342-360. 高尔顿于 1883 年受约瑟夫·雅各布斯（Joseph Jacobs）之邀制作复合肖像，雅各布斯试图证明现代犹太人存在着一种相对纯粹的种族类型，尽管散居各地，但仍保持不变。雅各布斯从犹太人自由学校和伦敦的犹太工人俱乐部招募男学生进行肖像创作。高尔顿和雅各布斯都认为已经产生了一种种族类型，但他们对这一类型的道德本质存在深刻分歧。高尔顿，这位伟大的量化者，遇到了他想象中的“他者”：“当我驱车穿过……犹太区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男人、女人和孩子们冷漠的扫视目光……。我觉得，不管对错，他们每个人都在冷静地按照市场价值评估我，而没有丝毫其他的兴趣”（ "Photographic Composites," The Photographic News, vol. 29, no. 1389 [April 17, 1885]）。雅各布斯对高尔顿的反犹太主义做出了回应，他对合成照片进行了更为崇高的解读，认为“这里有一种.……比精神……更有灵性的东西。复合肖像必须表征这种犹太祖先。在这些犹太人的合成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最接近撒母耳（Samuel）在方舟前祈祷时的表征，或者是年轻的大卫照看父亲的羊群时的表征。”（"The Jewish Type, and Galton's Composite Photographs," The Photographic News, vol.29, no.1390 [April 24,1885]）。因此，雅各布斯用原犹太复国主义的起源神话反驳了高尔顿关于犹太人是资本化身的神话。（关于 19 世纪末对犹太人的医学和种族成见以及犹太人的反应，见 Sander Gilman, "The Madness of the Jews," in Difference and Pathology: Stereotypes of Sexuality, Race, and Madnes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150-162.）

[81] Henry Goring, The English Convict: A Statistical Study, London, H. M. Stationery Office, 1913. 龙勃罗梭在理论上对囚犯头部大小的执着，其理论效力已在体质人类学中被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所削弱。参见他在 1910-1913 年发表的论文"Changes in Bodily Form of Descendants of Immigrants," in Race, Language and Culture, New York, Macmillan, 1949, pp. 60-75.

[82] Galton, Inquiries, p. 43.

[83] Pearson, Life, Letters and Labours, vol. 2, p. 357.

[84] Galton, Hereditary Genius, pp. xvii-xviii.

[85] 关于 19 世纪熵的概念在文化中的影响，见 Anson Rabinbach, "The Body without Fatigue: A Nineteenth Century Utopia," in Seymour Drescher et al., eds., Political Symbolism in Modern Europe: Essays in Honor of George Masse,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Books, 1982, pp. 42-62.

[86] Charles Sanders Peirce, The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Peirce, ed. Justus Buchler, New York, Dover, 1955, pp. 99-119.

[87] Rhodes, p. 191.

[88] 试比较：Josef Maria Eder, History of Photography, trans. Edward Epstea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5, 和 Beaumont Newhall, Photography: A Short Critical History, New York, Museum of Modern Art, 1938. 埃德尔（Josef Maria Eder）是 20 世纪头十年里摄影合理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他非常愿意将警务摄影作为其叙述的适当对象。事实上，埃德尔还为贝蒂永手册的德文版撰写了序言(Die gerichtliche Photographie, Halle a. S., Knapp, 1895)。另一方面，纽霍尔于 1938 年撰写了一本现代主义历史著作，该书将技术摄影（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空中侦察工作）置于优先地位，却只字未提警方使用摄影的情况。显然，纽霍尔认为，谈论早期空中力量的更具魅力、抽象和骑士精神的国家暴力，要比谈论警察的日常国家暴力更合其现代主义史学家的心意。

[89] "Making Connections with the Camera: Photography and Social Mobility in the Career of Jacob Riis," Afterimage, vol. 10, no. 10 (May 1983), pp. 9-16.

[90] 试比较 Bernard Berenson, "Isochromatic Photography and Venetian Pictures," The Nation, vol. 57, no. 1480 (November 9, 1893), pp. 346-347, 和 Fred Jane, "Preface," Fighting Ships, London, Marsten, 1905-1906, p. 2. 无论对象如何不同，这些文本都对大量界定明确的照片表现出强烈的推崇。

[91] 国际目录学协会（The Institut International de Bibliographi）成立于 1895 年，总部设在布鲁塞尔，该协会致力于建立一个在标准化档案卡上著录的统一书目。继杜威之后，该研究所建议将摄影文献归入图像艺术的第七位，而图像艺术又被归入人类知识的第七位。摄影分类中的最后一个子类别是摄影复制品。参见研究所的以下出版物：Manuel pour l’usage du répertoire bibliographique de la photographie établi d'après la classification décimate, Brussels (与 the Societe Française de la Photographie 一同出版), 1900; Code pour l’organisation de la documentation photographique, Brussels, 1910.

[92] 感谢丹尼尔·布鲁斯通（Daniel Bluestone）指出后一个建筑细节。有关这些头像的当代描述，请参见 Herbert Small, Handbook of the New Library of Congress, Boston, Curtis and Cameron, 1901, pp. 13-16.

[93] 参见 Yawman 和 Erbe Mfg. Co.的: Card Ledger System and Cabinets, Rochester, N.Y., 1904; Criminal Identification by "Y and E''.·Bertillon and Finger Print Systems, Rochester, 1913; 以及 "Y and E" Library Equipment, Rochester, 192-?.

[94] 关于早期的微缩胶片，见 Liure microphotographique: le bibliophoto ou liure à prqjection, Brussels, Institut International de Bibliographie, 1911. 关于照片从图书馆文献到博物馆藏品的最新转变，见 Douglas Crimp, "The Museum's Old/The Library's New Subject," Parachute, no. 22 (Spring 1981), pp. 32-37.

[95] 这表明，摄影史学必须以不同于电影史学的方式来探讨“建制模式”（institutional mode）问题。例如，见, Noël Burch, "Film's Institutional Mode of Representation and the Soviet Response," October, no. 11 (Winter 1979), pp. 77-96.

[96] Thorstein Veblen, 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An Economic Study of Institutions,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934, pp. 163-164.

[97] Walker Evans, American Photographs, New York, Museum of Modern Art, 1938.

[98] 见 Jerry Thompson, ed., Walker Evans at Work,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82, p. 107.

[99] Walter Benjamin, "The Paris of the Second Empire in Baudelaire," in Charles Baudelaire, p. 41.

[100] Leslie Katz, "Interview with Walker Evans," Art in America, vol. 59, no. 2 (March-April 1971), p. 87.

[101] Camille Recht, introduction to Eugene Atget, Lichtbilder, Paris and Leipzig, Henri Jonquieres, 1930, pp. 18-19.

[102] 见本雅明 1931 年的文章 "A Short History of Photography," trans. Stanley Mitchell, Screen,vol. 13, no. 1 (Spring 1972), p. 25.

[103] 关于当代遗传学家对高尔顿的高度评价，请参见 H.J. Eysenck's introduction to the 1978 edition of Hereditary Genius，同前引。

[104] Nancy Burson et al., Composites: Computer Generated Portraits,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86.

[105] Ernest Cole (with Thomas Flaherty), House of Bondag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7. 关于科尔自己为创作书中图片所付出的艰辛，我参考了约瑟夫·莱利维尔德（Joseph Lelyveld）的序言，"One of the Least-Known Countries in the World," pp. 7-24.

[106] Theodor Adorno, Negative Dialectics, trans. E. B. Ashton, New York, Seabury, 1973, p. 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