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摄影与世界:世界如何变为照片?
Photography and the World: How Does the World Become a Photograph?

我们当然都知道“照片不等于现实”,而这也是苏珊·桑塔格早在《论摄影》中就指出的判断。过去我恰恰就是沿着这个轴线去解读桑塔格的:她在此书中认为,照片世界最终会实现对现实世界的某种取代。但是,从世界到照片的这个转化中,什么被保留了,又有什么被改变了?我们能感觉到拍出来的东西和自己看到的不一样,却往往说不清是少了什么还是多了什么。安德烈·巴赞在《摄影影像的本体论》这份经典中的回答采取了一种存在论进路:照片并非对象的类似物,它分有了对象的存在本身。这又意味着什么?在这个基础上,本节还将面对一个很少被正面提出的问题:在这个关系里,拍摄者到底贡献了什么?或者说,毕竟,相机的自动化完成了一部分工作,被拍摄的对象贡献了自己的在场与形象,照片的意义又取决于观看者的投射与流通的语境。我们往往以为一张照片“天经地义”地就属于摄影师,属于那个将世界变为照片的人,然而真的如此吗?
论摄影与自我:为什么我们大多不喜欢自己的照片?
Photography and the Self: Why Do We Dislike Photographs of Ourselves?

绝大多数人看到别人拍下的自己时,都会感到某些不适,比较常见的解释是:我们太习惯于镜子中的镜像自我形象,然而,这似乎无法解释——为何我们看到别人拍下的某些照片时,会产生某种类似羞耻或受伤的性质?同样,为何这种感受在有些照片上格外强烈,但另些照片却完全不出现?
我们知道,拍摄者掌握着取景、时机、距离与后续处理的几乎全部决定权,被拍摄者交出的却是自己的形象,交出之后往往也无法收回。罗兰·巴特的《明室》是论摄影的书里被提及最多的之一,然而《明室》中有一处在一般的解读中都不会提到的内容:巴特在其中描述了被拍摄时那种奇特的处境——既不是主体也不是客体,而是一个正在成为客体的主体感到自己在模仿自己。我试图解释一下此种含义。而摄影师往往是这一处境的一个特殊版本。许多摄影师本人格外抗拒被拍,原因大概在于我们也清楚快门在做什么:去拍摄多少就意味着掌控,而被拍摄则总意味着交出一部分的自我。如果被拍摄意味着被对象化,那么问题在于:自拍的普遍化说明了什么?也有一批人以大量地拍摄自己和被拍为业,并获得享受。主动地、大量地、以自己为主导地生产自己的形象,是否构成对那种不对称关系的某种夺回?
论摄影与死亡:遗照为什么必须得是一张照片?
Photography and Death: Why Must a Memorial Portrait Be a Photograph?

摄影与死亡的关系,几乎是摄影理论中最具持久性和最顽固的主题之一。罗兰·巴特、乔弗里·巴钦、苏珊·桑塔格等等无数奠基性的写作者都处理过这个问题。为什么人们在照片那里总是更容易能感到死亡的临近?
对具体的死亡而言,葬礼上摆到某个特定位置上的东西,也一定得是“一张照片”,而不能是别的什么东西。这是因为那张照片更接近于逝者本人的形象吗?但往往此种照片近似证件照。我们似乎无法想象一幅传神的画像充当遗像的场景。它必须得仍然是一张“照片”。在中文的摄影讨论中还有一条几乎从未被处理的历史线索:十九世纪的逝后影像。比如,在维多利亚时期,给刚去世的人(尤其是孩子)拍照,是一种常规操作,那些照片就会被装框放到客厅。而今天给死者拍照几乎成了一种禁忌,为什么会这样?这其中就涉及到摄影在现代生活中位置的整体性的变化。
论摄影与价值:一张“好照片”的标准是怎么出现的?
Photography and Value: What Makes a Photograph Good?

众所周知,2011 年,安德烈亚斯·古斯基于 1999 年创作的《莱茵河 2 号》拍出了 433.85 万美元的高价。这张照片几乎就只有河岸、草地和天空,除此之外一无所有。绝大多数人第一次看到这个现象的反应几乎都是困惑。所有与摄影打交道的人最开始几乎都会产生这样的疑惑:这种照片“好”在哪?这个问题看似有些天真,但极难回答。在第四季中,我试图通过对美术馆和艺术市场的机制的考察,初步回答这个问题,但实际上这种回答也等于放弃了对作品质量的要求 —— 因为如果仅仅通过经验机制的考察就能解释这个现象,那就说明作品的质量(这个照片是“好”的)实际上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变量。但实际上,这个问题同时牵涉到审美判断、体制机制、文化资本与感知训练等等诸多不同的维度。苏珊·桑塔格在《论摄影》中对黛安·阿勃丝的考察,就是在回答这个问题。而韩炳哲也对数码时代的审美做了毫不留情的批判。
困难不在于给出一个标准并揭示标准的被建构性。困难在于:如何在承认这种被建构性的同时,仍然维持我们对作品质量的严肃关切(我们仍然是希望因为作品“好”它们才值此高价的),而不落入一种廉价的相对主义?因此本节课也会处理另外一个与之纠缠的问题:判断标准是在什么场合中、如何生效的?
论摄影与偶然:图像过剩的时代,单张照片的力量何在?
Photography and Chance: What Can a Single Image Do?

每天有数十亿计的照片被生产出来,其中绝大多数,从被拍下的那一刻起就再也没有被任何人认真看过一眼,包括拍摄者自己。人们每天在手机上划过成千上百张影像,每张影像分配到的注意力越来越少。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影像过剩时代的表象。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里虽然诊断出了“灵韵”的消逝,但今日的状况也是对其诊断的偏离。要说单张照片的力量随着我们注意力的碎片化而日趋消散也是不准确的:绝大多数摄影师实际上拍出的照片就是以单张形式存在的,而普通人更是几乎只以单张的方式拍照和观看照片(组照的理解是一项需要训练的能力);而在艺术界,真正凭借单张照片的艺术性立身的人极少。除了杰夫·沃尔(Jeff Wall)外(本节不涉及),格雷戈里·克鲁森(Gregory Crewdson)是一个例子,王庆松亦是另一个例子。这些做法之间的共同点,以及它与摄影这一媒介的基本特征(机遇、意外、偶然)之间的紧张关系,就是本节要处理的核心。
论摄影与苦难:面对他人之痛苦,拍摄者应该怎么做?
Photography and Suffering: How Should We Respond to the Pain of Others?

我们应该都见过这种“纪实摄影”:将外卖骑手和奢侈品广告并置,通过二者形象上的相似性来“抨击”贫富差距的社会现象。而针对这种作品的评论也多指向对摄影师“抓拍”能力的赞扬。但是:如果骑手或者此类群体的困境与苦难真的是一个被认真对待的议题,那为什么最多数的声音是去赞美照片形式的“巧妙”以及摄影师技能的高超?也就是说,照片的形式并置提供了一个让人看到社会裂缝的契机,而这道裂缝随即在对摄影师之敏锐的褒扬中被审美化地弥合了。艾伦·塞库拉半个世纪前就处理过类似的问题,在第一季中,我正是从这个角度去拆解“纪实摄影”的。这次我想从另一个角度讨论:这里的关键更在于共情的结构。共情的麻烦不在于它虚假,恰恰相反,它往往极度真诚,而真诚正是相关问题中的麻烦所在。关于他人之苦难的作品从来都比简单地“拍”或者“不拍”要复杂,而这里的破局之道,我认为首先就要意识到拍摄者如何在自己与拍摄对象的关系中放置自己的位置。对位置性的意识,会与摄影这一媒介的固有倾向相互抵触,而又恰恰因为其题材的特殊,这种位置性意识的重要性就又会空前凸显。那么,这种位置性应该是怎样的?那些在苦难再现上真正站得住的实践在做的是什么?这就是本节要回答的问题。
